缓和政策的局限性

缓和政策的局限性

1912年夏，德国皇帝与俄国沙皇在一众高级官员的陪同下，在波罗的港（即帕尔迪斯基）——俄国海军在柏格里半岛（今爱沙尼亚东北部）的一个海军驻地，进行了非正式对话。这次会面被认为是对沙皇在1910年到访波茨坦的回访。会面进行得非常顺利，两位君主一起漫步、共同用餐、检阅士兵，而官员们则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气氛融洽。时任俄国首相科科夫佐夫和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首次在波罗的港会面，两人惺惺相惜。他们都很拘谨且保守，属于温和派。他们之间的对话冷静且坦率，详细讨论了两国在武力装备方面的有关政策。他们互向对方保证自己的国家只不过是采取守势，都认为当下不断膨胀的军费开支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局势动荡不安的印象。霍尔维格说，大家都希望，“所有国家都有如此多的相同利益，以至于他们只会把军备竞赛当作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打算动真格的”。

霍尔维格与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谈及各种话题，但他们都尽量采取缓和的语气。谈到关于巴尔干半岛日渐动荡的局势时，萨佐诺夫向贝特曼保证，俄国针对基督教斯拉夫国家的“任务”早已是过去式。萨佐诺夫重申，俄国并没有打算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困境从中谋利。霍尔维格表示，尽管有时德国被认为有意干涉三国协约之间的内务，但他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不过反过来说，他也觉得德国并无必要与英、法、俄三国培养过于深厚的友谊。在会面结束之际，当萨佐诺夫问起“你觉得如果把奥匈帝国也考虑进来，情况会怎么样”时，霍尔维格向他保证，德国不会在奥匈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萨佐诺夫问道：“所以（德国）不会鼓励奥匈帝国采取什么行动吗？”霍尔维格回答，柏林方面并无兴趣支持维也纳这些“冒险”政策。会面结束前，双方都表示，将这样的会面变成每两年一次的“例会”是个不错的主意。

德皇威廉二世在这次会面上已尽力表现得最好。沙皇一直害怕与这位德国同辈会晤：他总是很勉强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据科科夫佐夫的观察，这是因为“沙皇只是害怕德意志帝国的扩张，而这并非他的本意”。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尔塔勒斯伯爵在会面前曾在备忘录里写道，威廉二世被告知在会面中要避免谈论有倾向性的话题，尽可能地采取聆听的态度，只有这样，沙皇才有机会发言。在大部分时间里，威廉二世都控制得非常好，但仍免不了有些小纰漏：在沙皇的“斯坦达特”号上的第一顿午宴后，威廉二世支开萨佐诺夫，直接与沙皇谈了一个多小时（“针对沙皇”可能是更合适的说法），说起自己与父母的关系，称父母从未给予他关爱。萨佐诺夫觉得威廉二世的表现“明显过了头，没有表现出他这样地位崇高的人所应有的审慎和尊严”。会面的第二天，一行人在酷热中参观了一些废弃要塞，这些要塞分布在彼得大帝建造的港口周围。威廉二世又将之前的警示忘得一干二净，强留科科夫佐夫听他反复唠叨建立泛欧石油信托基金的重要性，要以此抗衡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科科夫佐夫回想起这次对话时说：“他的表达过于生动，完全将正式场合下的礼仪抛诸脑后。”

阳光十分灼热。沙皇并不想打断我们的对话，但他站在威廉二世的身后，向我示意他已经不耐烦。不过，威廉二世的热情越发高涨，不停回应我的主张。最后，沙皇的耐心消耗殆尽，向我们走过来，听我们谈话。于是，威廉二世转向他，用法语说道：“你们的首相并不是很同意我的想法，但我想极力说服他，不想让他心存犹疑。我希望您让我用我们在柏林搜集到的资料来证明我的观点。等一切准备妥当，我希望您允许我继续和他讨论这一话题。”

这场景十分值得描绘：猛烈的阳光灼烧着要塞废墟里的乱石，科科夫佐夫穿着夹克，热得几近昏厥；威廉二世面部赤红，他的胡须颤抖着，对他的话题越来越投入，一边说话，一边打手势，完全不在意身边人是否难堪；而沙皇站在他身后，极力想要从这种折磨中逃脱，躲到阴凉处。没人知道威廉二世最后是否将“在柏林搜集到的关于石油财团的资料”发给科科夫佐夫，因为这说不准——他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德皇在皇室中被认为是“难应付的人”，也不足为奇。

关于威廉二世的这些小插曲并没有对双方的融洽气氛造成什么损害，这次会谈在非常好的氛围中结束。7月6日，一份官方联合公报发表，声称“这次会谈的气氛非常好，这不仅成为两位君主之间‘友谊关系’的又一例证，也证明了两国想要维持‘双方之间长久以来可敬的传统’的‘坚定的决心’”。

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几年的缓和局势中，波罗的港的会面成为俄国与德国的外交关系最高点。但实际上，这次会面带来的影响十分有限。两国之间的对话虽然友好，却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决定。所发布的联合公报也只不过是模糊不清的概述，反而更加清晰地显示了会面既没有达成“新的共识”，也没有“在团结各个势力上有所进展”。而这种团结早已被证明对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局势是非常有价值的。霍尔维格和萨佐诺夫在巴尔干局势问题上做出的种种保证的背后，暗藏着十分危险的矛盾：德国的确在加紧对奥匈帝国的限制，维也纳对“柏林已对同盟国许下坚定承诺”表示怀疑，而俄国人正在并将继续和巴尔干地区对着干。萨佐诺夫对霍尔维格保证，俄国并无意趟奥斯曼帝国这摊浑水，而且他们在巴尔干半岛的“任务”早已结束。这样的保证其实是有误导性的，实际情况要糟得多。如果这些保证就是俄德两国互相理解的基础，那么这基础的确非常不牢靠。哪怕是波罗的港会面的联合公报里那些谨慎的套话，都足以在伦敦和巴黎引发一阵猜想。位于圣彼得堡的俄国外交部在波罗的港会面前后都曾向伦敦及巴黎方面保证，自己对三国协约的承诺比以往更加坚定。与之相反的是，俄国在波罗的港进行的试探性和解显示出多方参与的缓和政策是多么难以捉摸。

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缓和政策也有着类似的结构与政治上的约束。1912年2月的霍尔丹任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国和英国没有就海军武力限制达成共识，而霍尔丹任务的始作俑者是霍尔维格。他的目标是和英国达成这样的共识：要让国际问题（尤其是殖民问题）能够通过合作来解决，而不是走上竞争和对峙这条路。但是在首相眼里，蒂尔皮茨将军在海军建设上的野心会成为达成这一共识的主要障碍。然而德皇个人对海军建设项目表示出的支持态度，以及德国决策层中混乱而脱节的架构，都说明需要用间接手段来瓦解当前的海军策略。为了削弱蒂尔皮茨将军的势力，霍尔维格站到了海军部这一边，成为海军部长期对抗帝国海军办公室斗争中的一分子（海军部对蒂尔皮茨将军更注重船舰数量而忽略对海军人力的教育及培养这一做法是持批判态度的）。陆军长期以来面临资金短缺，而海军的预算却不断增加。霍尔维格就怂恿陆军坚持要求重新整装及扩军。当然，霍尔维格也和德国驻英国大使梅特涅沟通过，为的是他之后试图让德皇相信这种观念时能握有更多的胜算：“相对于当下采取的关于军事力量及挑战的政策，控制海军扩张或许对英国更有用。”总而言之，霍尔维格费尽心思地采取各种手段，想把帝国的国防政策重心从发展海军上移开。

正如约瑟夫·卡约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的所作所为，霍尔维格也动用了一位非政府官员身份的中间人：立足于汉堡的运输界大亨阿尔伯特·巴林。他为拓展沟通的渠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像许多商界及银行业的大人物一样，巴林深信文明在国际贸易中的价值，认为欧洲战争会是一项愚蠢的犯罪。通过银行业的关系，他接触到了英国银行家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并通过他向柏林传达英国在原则上有意寻求在海军武力和殖民等问题上的相互理解。1912年2月，陆军大臣霍尔丹动身前往柏林，试探达成这一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为什么霍尔丹任务最终失败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德国在海军建设的规模及步伐上不予妥协——霍尔维格和极不情愿的威廉二世是想要在这些方面做出让步的。真正的绊脚石是柏林方面坚持要得到实质性的回报，换句话说，柏林方面希望与英国约定，如果德国与欧洲另一国家之间发动战争，英国必须保持中立性。而英国方面为什么不愿做出这一承诺？有观点认为英国被其与法国之间的义务所束缚，但这一说法已经站不住脚，因为霍尔维格想要将这一“保持中立”的约定限定于德国并非侵略方的情况下，同时也明确表示，若与现有的由高层缔约方制定的协议无法协调，任何新达成的共识都将作废。英国对这一约定有所保留的真正原因是不想有所付出却毫无收获：英国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海军竞争中摘得桂冠，享受毫无争议的优越感。霍尔维格和威廉二世想要以中立协议换取德国永久认同英国在海军实力上略胜一筹，但英国有何必要以这样的交易来换取它已拥有的领先地位呢？总的来说，并不是船只什么的阻碍了双方达成共识，而是因为双方在利益上的冲突无法调解。

霍尔丹从柏林返回英国，对他在德国所看到的混乱连连摇头。即使是局外人也看得出来，霍尔维格根本没有说服威廉二世和帝国海军办公室站在他这一边。但同样在英国，认为这次任务失败的呼声也十分高涨。一开始，英国只把这次任务当作纯粹的试探。霍尔丹不得不以学术的名义远赴柏林（他当时担任伦敦大学皇家委员会的主席）。在一份英国起草给德国政府的备忘录里描述道，他“既无权力和德国立下协议，也无法对其他同僚进行约束”。霍尔丹曾向法国驻德国大使朱尔·康邦保证，这趟德国之行是为了缓和政策，而不是为了立下友好协约。在巴黎，英国驻法国大使伯蒂努力想要破坏协议，他暗中警告普恩加莱，并唆使外交部向英国施压。此外，据说，在对话期间为霍尔丹提供资料和建议的那个人正是阿瑟·尼科尔森。他一直相信，任何对德国的让步都会增加与俄国成为敌人的风险，而俄国的支持对英国的安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从不掩饰他对霍尔丹冒险行为的反对。1912年2月，他与伯蒂说起此事：“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放弃一直占据的有利地位，放下身段，努力把自己陷于所谓‘相互理解’的泥沼中，这样会毫无疑问地损害我们与法国及俄国之间的关系。”伯蒂也认同霍尔丹之行是“非常愚蠢的一步棋”，它只不过是为了让“驱赶格雷的激进分子们”闭上嘴而已。带着这样的出发点，这项任务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让尼科尔森和伯蒂感到欣慰的是，格雷不接受“中立公约”，霍尔丹任务宣布失败。英国驻德国大使戈申从柏林写信给尼科尔森表示祝贺：“有这样的好结果，你功不可没。”(https://www.daowen.com)

正如尼科尔森的笔记所描述的，缓和政策的发展（至少在英国）受到了集团式思维的局限，而这一思维方式仍被认为是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根基。缓和政策或许可以成为集团式策略的一个补充方案，却永远无法代替它。1911年11月，在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爱德华·格雷爵士非常利落地描述道：“一个人不会以牺牲老朋友的代价来争取新的友谊。我们当然要接触新朋友，但绝不能以我们现有的友谊为代价。”

也正是因为英国并没有为霍尔丹任务投入太多，它的失败很快就过去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的英德缓和局势得以持续。只不过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双方未能就海军问题达成协议，而那些事情有着历史性的非凡意义。1912年秋，巴尔干危机爆发，德国外交大臣基德伦–韦希特尔向英国大使戈申提议，两国应该统一认识，防止双方变成敌对关系。在格雷这方面，他让霍尔维格知道他急切盼望着和英国有“紧密的政治合作”。英国和德国共同资助了1912年12月至1913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大使会晤。针对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引发的一些最棘手的问题，两国帮助起草了妥协方案，并极力主张对它们各自的盟友（俄国及奥匈帝国）做出限制。

当然，这里面也有更深层的动机。外交大臣基德伦在1912年突然去世，继任者戈特利布·冯·贾高（Gottlieb von Jagow）接手他的工作，继续在巴尔干半岛的合作，希望能让英国看清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激进政策，从而摆脱对三国协约的依赖。格雷则希望德国能继续对奥匈帝国施加控制，以免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对欧洲和平造成威胁。但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都没有准备好在各自的联盟政策上进行实质性改变。英德之间的“巴尔干缓和政策”大体上还是有效果的，这是因为双方虽都十分专注于这一地区，但实际上它们在巴尔干半岛并没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利益。另一个原因是奥匈帝国和俄国都无意发动战争。这一缓和策略没有实质内容，也只在欧洲和平没有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能起到一些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缓和政策的发展潜力受到了联盟内部集团反弹的约束。这是对的，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联盟是国际体系内非常稳定及坚固的组织。许多主要决策者已经察觉到联盟内部有多么脆弱和不稳定，但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奥匈帝国时常担心德国会马上将自己与俄国区别对待，置哈布斯堡的盟友于不顾。不过这一担心并非子虚乌有，有证据显示德国在1910~1913年对奥匈帝国的限制鼓励了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却并没有为奥匈帝国带来任何安全利益作为弥补。在波罗的港的会面中，普恩加莱察觉到一些不祥的迹象，预示着俄国和德国在巴尔干及海峡地区问题上会达成合作关系。1913年春，法国渐渐传出对英德两国相互示好的不满，乔治五世则被指想与德国发展良好关系。英国驻俄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则认为，若有蛛丝马迹能证明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的缓和趋势，前景将不容乐观：俄国会背弃协约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伍，重演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三皇同盟的局面。

回到英国与俄国的关系，英国担心俄国这一强大的盟友会变成可怕的敌人。在战争爆发前三年，俄国和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局面又恢复如前。从中国到突厥斯坦及阿富汗，中国及中亚阵线上隐患重重，其中以波斯地区最为严重。1912年夏，俄军武装进入波斯北部，人们开始怀疑英俄条约是否能够继续维持。早在1911年11月，格雷就曾警告过俄国驻英国大使贝肯多夫伯爵，很快就会有人命令他公开否认俄国在波斯地区的行动，因这会对英俄条约的前景造成威胁。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外交部的注意，内阁、国会及新闻界都十分关注。1912年9月，当萨佐诺夫和格雷在巴尔莫勒尔堡会面探讨波斯地区问题时，就有公众游行示威抵制这位外交大臣。对于大英帝国发展前景的忧虑，加上长久以来自由运动及英国新闻界对俄国的恐惧，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融合。这些忧虑在1913~1914年早期一直存在，且越发严重。在1914年2~3月，格雷与布坎南大使多次通信，表示英国对于俄国出于战略目的计划在波斯地区建造铁路十分不满，因为这些铁路横跨波斯地区，直达印度边境。俄国已经开始排挤英国在波斯地区的贸易利益，甚至对于在协议中规定的英国控制的区域也是如此。中国边境的局势更加不容乐观：1912~1913年，英国收到线报，俄国正在煽动蒙古族人与中国西藏相互发动“非常规的军事活动”；俄国的来复枪穿过乌兰巴托被运抵拉萨这一举动也被侦查出；俄国布里亚特“僧侣”正在训练中国西藏的军队，同时俄国还在不断逼近中国其他地区及土耳其斯坦地区，在距离英军斯利那加驻地240公里处建造防御工事。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俄国正在伺机而动，准备入侵印度。

英国察觉到的这些潜在威胁导致其外交政策出现裂痕。在格雷看来，俄国这些令人恼怒的举动加强了英德在巴尔干半岛的缓和政策的重要性。就在人们惊讶于英国和德国的外交官竟然轻而易举地开始合作时，萨佐诺夫在巴尔干地区充满投机意味地蜿蜒前行激怒了他的英国盟友们。格雷的举动得到了他的长期私人秘书威廉·蒂雷尔的支持，他与格雷的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位同僚。他倾向于“反德政策”，之后却变成了“坚定的英德共识的拥护者”。英国方面发现，自从发现自己在海军实力的竞争中不敌英国，德国就像是被“拔掉了刺”，不再是英国的主要威胁，所以英国对与德国的合作也更感兴趣。重新采用这样较为灵活的政策，一方面是不想让激进的反对党在恐俄这一议题上再出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制止“驱赶格雷”的倡议者，他们把外交大臣对柏林的敌意看作对英国独立和欧洲和平的威胁。

不过，亲近德国所得到的好处太少，远远无法弥补失去俄国的支持所导致的风险，这样的选择近乎空想。在真正的转折点到来之前——而这并没有发生在1913~1914年，亲俄抵德的论调仍然占据主流。在1913年，俄国的角色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尤其是当时的英国决策者像其法国同僚们一样，十分坚定地相信俄国的庞大力量。在他们看来，这时的俄国比1900年时更加危险。在日俄战争及1914年“七月危机”这几年以来，英国大使馆的军官及一些专家确信俄国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尽管许多证据显示并非如此。这种确信在现在看来是十分荒谬的。1909年9月，由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Sir Ian Hamilton）——他也曾是大使馆军官中的一员，在中国东北地区日军驻地见识过俄军的行动——呈交了一份十分有代表性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表示俄军在过渡时期进行了极大的改进。多亏了“突进”战术所带来的“非同一般的优势”，俄国军队现在已经可以被描述为“比德军更加骁勇善战”。由于汉密尔顿也曾参与过德军调遣，他的观点非常有分量。

在伦敦，一些重要的决策者认为，俄国对英国的威胁和德国相较之下仍显逊色。1912年12月初，当第一次阿尔巴尼亚危机正处于最严重的时候，一位英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承认：“我们的人民所害怕的是，德国向俄国提出，如果俄国放弃三国协约，德国将会协助其控制奥匈帝国。这才是最危急的状态，而不是各大势力之间的冲突。我们真的非常担心俄国会在三国联盟这边引发骚乱。”在尼科尔森的眼里，英国的安全问题和帝国的发展仍然要依靠“英俄条约”，他希望这份精心打造的条约能够带着法国盟友一起，组成一个完全成形的联盟。“相比于与德国为敌，失去法国和俄国这两个盟友更加不利。”他在1914年写道，“显然，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最好的条件都留给俄国，如果我们与俄国的关系不再友好，甚至变得再不往来，那么我们将会在一些地区面临困境——一些我们无法保障自身安全的地区。”即使是些微与德国和解的举动，都是在拿英国为人称道的可靠性来冒险。一旦别人认为英国不再可靠，俄国就很有可能摒弃英国，与之为敌。尼科尔森的观点来源于战前时期在伦敦很流行的一种论调：经济水平的增长和军事力量的强大会让俄国变得越来越独立，而到那时，英国对俄国来说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以这一论调看来，无论是付出多大的代价，英国都需要保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虽然尼科尔森很惊讶萨佐诺夫在俄国资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对抗奥斯曼帝国时的表现，以及俄国在整体上对塞尔维亚政府的怂恿。不过考虑到俄国与英国一旦相互对立所造成的灾难，这些就都只是小事罢了。在某些方面，英国的外交人员觉得在处理巴尔干问题时的日子更好过，相比处于奥匈帝国与俄国共同管辖时期的巴尔干，那时的巴尔干局势更容易控制。这种共同管辖的关系会回过头来促使局面回到1907年年初，当时英俄两国正处于公开的全球性竞争关系。1913年的英国觉得自己在这样的局面下毫无胜算，获胜概率还不如在布尔战争时期的。1912年夏，尼科尔森甚至宣扬，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是不可避免的，英国不应该反对俄国的举动。他告诉身处维也纳的英国驻奥匈帝国大使：“既然此时的俄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军队也整装待发，此时俄国的表态就是要再次强调并重新确立自己在巴尔干地区的领导地位。”

缓和政策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在并不稳定的联盟内部起着作用。它能掩盖主要政治人物对危机的警觉，从而使局面更加危险。在伦敦召开的大使会晤（格雷认为会晤能成功举行，大部分的功劳属于自己）让格雷对自己处理危机及“拯救和平”的能力非常自信，而正是这一自信成为他的障碍，他在面对1914年7月的萨拉热窝事件时就没能及时回应。格雷从英德在巴尔干地区的缓和政策中认识到，不论发生什么事，德国都会继续抑制自己的奥匈帝国盟友。贾高和霍尔维格也同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那就是英国至少曾经认识到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的真面目，一旦俄国在该地区制造冲突，英国很可能会保持中立。此外，缓和政策对欧洲国际体系中的某一方起到的作用，也会同时僵化其与另外一方的关系。比如说，由于英德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合作，英国的态度变得不明朗，这就导致法国与俄国的关系受到影响。比利时首相在1913年4月致信法国：“法国政府想要加强与俄国的关系，因为它们意识到自己与英国的友谊变得越来越不牢靠，效果也越来越不尽如人意。”

这一切仿佛暗示着在战前时期，欧洲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而战争是打破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纵观局势，可能能够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即使是缓和政策，也对和平造成了威胁。但我们不该忘记，整个欧洲体系仍然充满活力，或者说它的发展前景仍然有无限的潜力。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英国一些最高层的决策者逐渐明白，英国与俄国在波斯问题上的协议可能无法持续到原本计划的1915年续订时。1913年春，蒂雷尔认为英国应该要容忍俄国的冒进行为，直到巴尔干地区的危机平复，然后在1914年或1915年，再对俄国在波斯、蒙古及中国附近的行动采取强硬态度。1914年，随着尼科尔森逐渐被孤立，他与格雷之间出现了裂痕。尼科尔森对《英俄条约》的无条件的支持态度，使许多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对其产生了越来越深的怀疑。蒂雷尔和格雷，以及外交部的其他高级官员，非常反感俄国没有遵守1907年所签协议中的条款，而且开始觉得与德国进行一些往来能够修正俄国的这种态度。到了1914年春，连尼科尔森都察觉到了外交部的这种想法。1914年3月27日，他警告一位同事，不要以为当下的这种势力分布能够持续很久：“我相信，非常有可能的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欧洲政治布局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