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军事动员
7月29日傍晚，俄军总参谋长将全面军事动员的会签文件发给塞尔盖·多波罗斯基将军。作为动员的指挥官，多波罗斯基的任务是得到高官们的会签，否则命令就不能被视作生效。将军后来回忆起他与国防部部长、海军上将和内政大臣会见并索要他们的签字时的情形。当时的气氛非常沉闷，就连曾以脾气暴躁著称的苏霍姆利诺夫最近也变得格外安静了。或许，多波罗斯基为自己烧掉了几个月前所写的关于俄国《准备好开战了》的文章感到后悔。海军上将格里戈洛维奇在看到总参谋部部长的会签文件后很震惊：“什么？与德国开战？我们的舰队恐怕难以与德国的舰队相抗衡啊。”之后他给苏霍姆利诺夫打电话，对此消息进行了证实，然后还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签字了。多波罗斯基在内政大臣尼古拉·马克拉科夫的办公室里则感受到了“教堂里一样的气氛”：在柔和的灯光下，狭窄的桌子上摆满了巨大的神像。“在俄国，”部长说道，“国内的广大民众永远不会支持战争。比起战胜德国，革命更符合他们的口味。但人终归逃脱不了自己的命运……”马克拉科夫说着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架，然后也在会签文件上签了字。
大约晚上9点，在得到了所有会签之后，多波罗斯基辗转来到圣彼得堡的中央电报局，而电报局局长早已接到命令，准备为他发出这份“极其重要”的电报。文件的内容被小心翼翼地打出多份副本，这样一来就能从圣彼得堡同时发往俄国的各个主要电报中转站，之后就将传送到各个区的所有乡镇里。为了确保这份文件能被送达，电报局甚至暂时关闭了所有其他电报的流量通道。晚上9点半，就在电报要开始发送时，电话响了：是总参谋长亚努什科维奇，命令多波罗斯基暂时不要发出电报，而是等待进一步的指示。之后一个信使带着参谋官图甘–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y）的命令来了。沙皇改变了主意。局部动员的命令将取代全军总动员的命令，以顺应7月24~25日的会议上所达成的“原则”。新的命令已经起草完成，并在29日当晚午夜时分发出，基辅、敖德萨、莫斯科和喀山地区就此进入了军事动员状态。
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法国驻俄使馆感到哗然。法国外交官拉齐什将军在10点过后就被告知了军事动员的消息，但俄国人让他不得向帕莱奥洛格大使透露此事，以免后者不慎走漏了风声。但帕莱奥洛格在一个小时之后就从其他人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并立即派遣他的一等秘书尚布伦前往俄国外交部，发送紧急电报给驻巴黎的俄国使馆，告诉他们俄国已经开始秘密的军事动员（之所以选择去俄国外交部发电报，是因为他担心法国使馆的电报系统已经遭到监视；与此同时，帕莱奥洛格向外交部发送了一封加密的电报：“请从俄国使馆接收一封紧急的电报，勿通过我们的电报系统。”）就在查姆布伦前往外交部的途中，他遇到了拉圭彻，而后者刚刚得知沙皇又取消了军事动员的命令。拉圭彻命令查姆布伦删掉电文中提到的“开始秘密军事动员”的内容。而这样一来，这封发往俄国驻巴黎使馆的电报里就基本上没有俄国针对奥匈帝国进行军事动员的内容了，因此维维亚尼和他的幕僚们也依然不知圣彼得堡政府对于军事总动员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第二天的早晨，帕莱奥洛格对军事随员以及他的一等秘书所做出的阻挠他与巴黎进行沟通的努力表现出强烈不满。
不管怎么说，7月29日所宣告的局部动员并没有继续开展。局部动员对于俄国参谋部也阻碍重重，因为这相当于打乱了其后的全面军事动员的安排。除非该命令被撤销，或总动员的命令在24小时之内再次提上日程，否则俄国西线将难免受到重创。7月30日早上，萨佐诺夫和克里沃舍因通话——他们都“对全军总动员的取消感到极大的震惊”。萨佐诺夫告诉克里沃舍因，有必要安排说客去向沙皇告知全军总动员的迫切性了。上午11点，萨佐诺夫和亚努什科维奇在后者的办公室里会面，这名总参谋长再次陈述了立刻进行全军总动员的必要性。萨佐诺夫在总参谋长的办公室里直接打电话到夏宫联系沙皇，在焦急地等待了几分钟后，终于有人接听了，对方的声音起初让人难以辨认，“似乎很久没有打过电话了，并想知道自己是在和谁通话”。沙皇同意于当天下午3点面见萨佐诺夫（他拒绝同时面见克里沃舍因，因为他不喜欢同时面对多名高官时，对方所带来的压迫感）。
在夏宫，萨佐诺夫被直接召唤到沙皇的书房，在那里，他发现这位俄国的最高统治者看起来“劳累而心事重重”。在沙皇的要求下，即将返回俄国驻德国使馆的外交官塔季谢夫将军也见证旁听了此次会见。萨佐诺夫说了50分钟，讲到了关于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提醒尼古拉斯二世，德国人已经拒绝了“我们所有的和解条件，这对于一个有着完整主权的大国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能容忍的范围”，同时他对此总结道：“已经没有维持和平的希望了。”在会见的最后，沙皇说道：“你是对的，现在我们只能专心备战了。传我的命令给总参谋长，开始军事动员。”
终于，亚努什科维奇接到了他期盼已久的电话，悬着的一颗心落地了。“发出你的命令吧，将军。”萨佐诺夫在电话中这样告诉他，“然后——剩下的时间暂时回避一下。”但萨佐诺夫还是担心又会出现另一个无理由撤回命令的要求。多波罗斯基将军再一次前往中央电报局，发送出全军总动员的指令。这次，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了。当多波罗斯基在大概下午6点时走进电报局的大楼时，“电报局里的工作人员都神情严肃”。每个人都端坐在自己的电报机前，等待着输入这份电报的副本。沙皇没有发来其他消息。6点过了几分，虽然人们都保持着沉默，但电报机键盘敲打的声音已经响彻整个大厅。
俄国的军事总动员是“七月危机”中里程碑一样的重要事件，俄国是首个发动总动员的国家。在当时那个阶段，德国政府甚至还没正式宣布国家进入备战状态，俄国的战争准备从7月26日开始发挥作用，而奥匈帝国则仍然专注于为击败塞尔维亚而进行的局部军事动员。这件事后来也成了法国和俄国政客之间的一个尴尬的话题。在战争爆发后所发布的橙皮书中，作者还将奥匈帝国下令军事总动员的时间提前了三天，这样看上去俄国只是对此做出对应的总动员行为。在维也纳的舍别科大使所发的一封日期为7月29日的电报中表明，全军总动员的命令“预计”在第二天发出，但这被篡改为是7月28日所发出的，电报的内容也被改为“全军总动员令已经签署”。事实上，奥匈帝国的全军总动员令最早是在7月31日才下达，真正执行则是在第二天。法国的黄皮书在对待文件记录上十分冒险：其中插入了一段虚构的公报，公报于7月31日出自帕莱奥洛格，称俄国的命令是“奥匈帝国进行全面动员的结果”，同时“也是德国在过去6天内暗中持续进行的动员措施的结果……”实际上，从军事方面来看，德国在危机期间发生始终都表现得相对冷静。
俄国人为何要走这一步？对于萨佐诺夫而言，导致这种决策的决定性因素无非是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对此他曾立即向俄国驻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和罗马的大使馆发电报，通知它们俄国政府将在第二天宣布在临近奥匈帝国的地区进行（局部的）军事动员。（这也正是7月29日法国部长级理事会上所讨论过的那封电报。）从这一点上来说，对于萨佐诺夫而言，让德国人明白“俄国没有进犯德国领土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为此，他强调局部的军事动员。那么为什么他又如此迅速地从局部动员转变成了全军总动员呢？这里面有4个原因。其中一个我们已经谈过了，即局部动员在技术层面上难以在需要的情况下转变为全军总动员（根本不存在类似的合适的计划）。
另一个原因是萨佐诺夫自己的定论——从危机萌芽阶段便开始接手，一路走过深有体会——奥匈帝国的强硬态度其实是有德国做靠山情况下的狐假虎威。这也是深深地根植于俄国的巴尔干政策之中的想法，曾经一度抑制奥匈帝国在欧洲事务中的话语权： 1912年夏天在波罗的港，萨佐诺夫向霍尔维格下达了警告不要鼓励奥匈帝国的冒险行为。而根据相关报告显示，德国仍在持续支持奥匈帝国，而不是压制。在他的回忆录里，萨佐诺夫回忆起在7月28日，也就是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当天，他收到驻伦敦的贝肯多夫大使发来的电报，报告称从他与利赫诺夫斯基伯爵的谈话中，“证实了他的定论”，即德国“还在‘支持奥匈帝国摆出强势的姿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因为它让德国成为俄国发起这场战争的理由，也让德国成为有责任维护和平的一方。正如贝肯多夫简洁地总结的那样：“柏林才是一切的关键之所在。”
在一份7月28日发往巴黎和伦敦的电报中，萨佐诺夫表示自己从德国驻俄大使普塔莱斯伯爵那里得知，“是德国助长了奥匈帝国的嚣张气焰”。第二天，当普塔莱斯给俄国外长看过一份关于德国首相的通告后，外长姿态也变得更加强硬了。这份通告指出，如果俄国执意进行军事动员，那么德国也将被迫开始出兵。萨佐诺夫将此视为德国首相的最后通牒，并简略地回应道：“现在我对于奥匈帝国没有妥协的原因已经心知肚明了。”这让波达尔斯惊得险些从椅子上蹦起来，并表示：“我强烈抗议这种恶意诋毁的造谣！”会见在一片冷漠的氛围当中结束了。对于俄国来说，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说德国正是奥匈帝国政策的背后支持者，那么进行局部动员就是毫无意义的，反而会让德奥联盟变得更加巩固——那么何不正视威胁，并调动一切力量与这两国抗衡呢？最后，萨佐诺夫对于全军总动员的提议，还在7月28日得到了帕莱奥洛格的支持，“法国政府做出指示”，俄国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寻求来自已经做出完全准备的法国的支持，法国必将履行同盟的义务”。俄国甚至还有信心获得英国的支援。“今天他们都在圣彼得堡被说服了，事实上他们甚至直接做出了承诺。”比利时外交官伯纳德·德艾斯卡勒（Bernard del’Escaille）在7月30日这样写道：“英国将支持法国。这份支援力量的意义重大，并让主战派进一步占了上风。”他所说的这种支持指什么，何时将揭晓，人们还不太清楚，但至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关于俄国领导人仍然对英国的干预抱有信心的看法几乎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虽然全军总动员的命令立刻就得到了确认并被沙皇所通过，但与针对奥匈帝国的局部动员相比，它还是夭折了。根本原因是沙皇恐惧并厌恶战争，而现在他正面临着真正发起战争的局面。事实上所有了解沙皇的人都知道，他的个性本身就存在矛盾：一方面，他担心战争将对自己的国家造成深重的破坏与伤害；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极其感性的民族主义者，有着浓烈的爱国使命感。7月29日，就在全军总动员的命令准备从中央电报局发出时，一封于晚上9点20分从德皇威廉二世那里发出的电报引起了沙皇的注意。电报中，这位沙皇的德国表亲表示，德国政府仍然希望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政府之间建立起“直接的理解”，并在电文最后这样写道：
当然，俄国所进行的军事动员可能被奥匈帝国视为威胁，而我们都希望战争得以避免，而我作为调解人，也非常愿意接受你的意见。
就这样，沙皇一边说着“我才不会成为一个刽子手”，一边执意取消全军总动员令。亚努什科维奇通过电话让多波罗斯基脱不开身，与此同时，信使赶赴电报局，告知局部军事动员将取而代之的消息。
作为沙皇的表亲，德皇的一封简单的电报竟然就让全军总动员的命令推迟了将近24小时，这确实令人震惊。1917年2月的革命后，有人发现了沙皇的私人信件，其中就包含当时沙皇与德皇的书信，书信的署名均为“威利”和“尼基”。这两位皇帝曾一直在用英语互通书信，并且一度极其亲密。这一发现曾引起极大轰动。1917年9月，曾经在革命活动期间进行报道的记者赫尔曼·伯恩斯坦（Hermann Bernstein），将其报道内容发表在《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上；4个月之后，这些内容被重新收录成书（西奥多·罗斯福为该书作序）。
这些被后世习惯性地称为“威利–尼基电报”的书信内容，曾一度对学者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因为从这些只言片语中，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战前的欧洲两个皇帝之间的对话；另一部分原因是，从这些信件中也能深刻体会到，当时的世界命运仍然掌控在几个极权国家的手中。实际上，这两种原因都是误解，至少从1914年的那些著名电报来看是这样的。那些在“七月危机”期间交换的内容既不是密码（因为这些内容早已被广为人知）也不是隐私，它们实际上是以私人信件式的措辞所写成的外交电文。所有相关内容都是经过外交部的相关人员仔细审查之后才被发出的。这表现出的是，在“一战”爆发前，君主之间直接书信往来的形式依旧在欧洲的政治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君主制早已徒有虚名。它们的存在反映出欧洲政治体制中君主立宪的结构，而绝非君主制本身对政策的影响力。7月29日德皇发给沙皇的那封电报则是个例外：它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在那个时刻，沙皇掌握着最终的决定权，而这并非因为他是政策决定中的关键人物，而是因为他的许可（和签字）是下达全军总动员令的一个必要步骤。这表现出的不是权力的问题，而是君主专制制度遗留的问题。当时沙皇本来就觉得很难对总动员做出首肯（考虑到其中的危险性，这是值得理解的），而“威利”的电报则正好让他“借刀杀人”。但这效果只持续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毕竟德国和俄国的政策还是对立的。7月30日早上，当沙皇收到威廉二世发来的电报，文中重申了普塔莱斯大使前一天的警告时，尼古拉斯二世放弃了和自己的表亲之间商议和平事宜的想法，转而选择了全军总动员。
关于俄国军事动员，还有一点：在萨佐诺夫于7月30日下午面见沙皇时，他发现沙皇对于奥匈帝国军事动员对俄国所表现出的威胁非常担忧。“它（德国）不想承认奥匈帝国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出兵了。现在它又要求我们停止军事动员，而绝口不提奥匈帝国方面的事。现在，如果我接受了德国的建议，那就相当于我们将赤手空拳对抗奥匈帝国的枪炮。”而我们知道，虽然来自俄国的威胁日益严峻，奥匈帝国的备战行动到目前为止仍然完全聚焦在针对塞尔维亚的战斗上。沙皇的焦虑并非是他个人的问题，倒更能从中体现出当时俄国对别国军事威胁性分析的普遍警觉。俄国的军事情报部门一直以来都对奥匈帝国的军事实力有所高估，更重要的是，奥匈帝国曾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危机中不宣而战，突然加强加利西亚地区的兵力，这也给俄国留下了前车之鉴。而矛盾的是，由于现在俄国详尽掌握了奥匈帝国的军事部署计划，俄方的戒备心更强了。这并非是一个新问题：早在1910年，新出任国防部部长的苏霍姆利诺夫就曾夸口说，他见证了奥匈帝国军队的严整军容和其海军舰队的“征服马其顿”计划。他声称这些都表现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展对俄国所带来的巨大威胁，使所有的外交保证都变成了一纸空话。而这些奥匈帝国的陈旧设想实际上根本没有被付诸行动，其实只是当时苏霍姆利诺夫要求政府进一步提高军费预算的借口罢了。对于此类政策的过度解读，直到1914年都对俄国的安全政策制定产生了负面影响。正是因为对于奥匈帝国的军事动员计划太了如指掌了，俄国一方面将奥匈帝国目前的局部动员视为其将来整体动员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将一些奥匈帝国计划的内容都视为已经存在的潜在威胁。
例如，1913年，俄国情报部门得知，奥匈帝国已经部署了7个兵团执行对塞尔维亚的作战任务。但在1914年7月，俄国舍别科大使和武官温内肯（Vineken）的报告（准确度尚存怀疑）指出，兵团数目可能达到8个或者9个。以这些情报作为参考，俄国情报部门认为康拉德可能已经从他的针对塞尔维亚的B计划转为针对俄国的R计划，换句话说，已经开始“秘密布署全军或接近全军的总动员”。现在回顾起来，我们知道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军力水平评估确实在上升，这也让塞尔维亚提高了自己所需动用的军力水平。而从“一战”爆发后第一年的情况来看，即便奥匈帝国提升了预期的军力，但还是不足以战胜这个真的如沙皇所激励的一样在“像狮子一样战斗”的塞尔维亚。从这个例子也足以看出，错误的情报分析对于时局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在当时充满了偏执心态的氛围中，想对所面临的威胁做出客观评估，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每天都看总参谋部的情报调查结果的沙皇，也对这些对奥匈帝国的错误评估信以为真，这就带来了极坏的影响。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俄国人为什么一直认为自己的全军动员是在奥匈帝国的全军动员之后才进行的了。这也是为什么俄国像所有被卷入这场危机中的人一样，声称自己是迫不得已、背水一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