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入黑暗

跃入黑暗

1914年7月中旬，德国人都固执地坚持着他们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的政策。最初几天里，危机看似很容易得到解决。威廉二世在7月6日告诉弗兰茨·约瑟夫，“情势会因为塞尔维亚的屈服而在一周之内得到缓解……”当时他确实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曾对战争部长法金汉表示，“紧张时期”或许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大概有“三个星期”那么长。但即使到了7月的第三个星期，当危机得到轻易解决的希望已经渺茫时，德国的领导人依然坚持固有的政策。7月17日，柏林撒克逊使馆的临时代办得知“可能只会爆发局部战争，因为英国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而法国和俄国也同样不想被卷入战争”。在7月21日于驻罗马、伦敦和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进行的圆桌会议上，霍尔维格表示：“我们迫切希望冲突仅限于局部地区，如果任何其他大国不顾同盟的协约强行介入此次冲突，都可能导致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如果想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德国人自身就要先采取一切手段避免战备的升级行为。一方面是出于这个考虑，另一方面也是让德皇在霍尔维格的建议下对波罗的海舰队进行巡视期间不至于被打扰。出于同样的考虑，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们也被建议与德皇同行，或去休假。总参谋部部长赫尔穆特·冯·毛奇、海军大臣冯·蒂尔皮茨和海军上将雨果·冯·波尔都已经休假了，军需官瓦德西将军则在其梅克伦堡的岳父家里休假，战争部长法金汉正外出进行例行的巡视，此后也将开始休假。

让这么多关键将领离岗，实际是一个错误。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也已经对危机有所警觉，但对德国的军力很有信心。在他们看来，除非奥匈帝国直接对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行动，否则紧张局势不会进一步升级。另外，德国人绝非像某些言论所说的那样，是在佯装涣散，实则暗自四处备战。当时的内部备忘录和书信都表明，德国的领导人和军方都认为是可以将冲突控制在局部地区的。德国高级军官并没有召开会谈，而且赫尔穆特·冯·毛奇直到7月25日才从波西米亚休假归来。7月13日，他曾写信给德国驻奥匈帝国外交官，表示奥匈帝国将被默许“击败塞尔维亚并立刻让局势回归稳定，并与其形成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同盟，就像普鲁士在1866年对奥匈帝国所做的那样”——在这一点上，他显然仍然相信奥匈帝国有能力在不引起俄国干预的情况下，对塞尔维亚发起攻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军事情报网的涣散。负责情报和反间工作的总参谋部Ⅲb部门的主管沃尔特·尼古拉上校，当时正在哈尔茨山区与家人度假，且并未被军方召回。在波茨坦会议后，东部边境情报搜集工作负责人的职位依然没有落实，且完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仅在7月16日才有相关部门的人意识到，或许“在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政治局面之下，很有必要更加密切关注俄国的动作”，但即便如此，德国依然没有做出“任何特别的举动”。在一些与俄国领土毗邻的地区，当地的情报官员被允许继续休假到7月25日，例如毛奇。

为了不干扰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的政策，贝特曼和德国外交部反复多次敦促奥地利人有所行动，但维也纳的政客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遵从德国人的意思。腐朽的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之下的这个烦琐的政治机器已经很难迅速果断地做出决策了。早在7月11日，霍尔维格就已经开始担心奥匈帝国的举棋不定会让情势有变。他在一份日记中记载库尔特·里茨勒这样总结问题：“显然（奥地利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进行军事动员。康拉德曾说需要16天。这是很危险的。立刻做出反应并向协约国示好——只有这样，紧张局势才能被及时止住。”等到7月17日，德国驻维也纳使馆的秘书施托尔贝格告知霍尔维格，贝希托尔德和蒂萨之间仍在进行“磋商”。为了尽量加快速度，同时减少国际社会的负面情绪，贝希托尔德才把最后通牒的回复期限设为在48小时之内。出于同样的原因，贾高也要求奥地利人将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日期从29日提前到28日。

如果奥地利人的这些相应的政策日程改变不利于将局势控制在局部冲突的范围内，那为什么德国人又要这么坚持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一直相信是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例如俄国军备计划的不完整性，抑制了武装干预的扩大。法国政府的态度很难捉摸，更何况法国总统、总理和外交部政治部门长官在7月第4个星期的时候都在俄国或在海上。但从安贝尔针对法国军备工作的报告中，德国政府更深信协约国不会掺和到战争当中。

德国高层略带怀疑地看了安贝尔的报告，但实际上这份报告更多的是通过其中的激烈言辞对陆军部部长梅西米和其部下进行政治攻击。德国的军事专家很快就指出，法国的小口径火炮实际上比德国的武器杀伤力更大。鉴于法军将战术从防守变成了更多的积极进攻，其看似荒废的边境守备线实际上成为转移视线的把戏。不管怎么说，在毛奇受到安贝尔的启发所写下的秘密备忘录里，他指出法军在东部边境的军事准备确实不足，特别是在重炮、迫击炮和防爆弹药储存方面。最起码，安贝尔的报告指出法国政府，特别是法国的军事指挥，不会让法俄同盟为了塞尔维亚而卷入战争；俄国也一样不会轻举妄动。

对德国来说，另一个必须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的原因是缺少其他选择。德国不可能放弃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结盟关系，这不仅是出于声誉和政治权利的原因，同时也是因为德国的政策决策者们打心眼里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裁决。如果目前军事实力的均衡转变成了对德国不利的局势，德国为此失去奥匈帝国这个唯一的大国盟友，情况就太糟糕了。由于意大利太不可靠，德国领导者已经不再将它视作可以信赖的盟友。由于意大利的摇摆不定，格雷所青睐的通过4个外围大国调解争端的计划也变得不太可行了：如果意大利由于其反奥地利巴尔干政策，而与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协约国站在一起，那么对奥匈帝国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德国愿意向维也纳政府转达英国的建议，但在霍尔维格看来，德国只应该在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而非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进行多边干预。

对霍尔维格来说，比局部冲突的策略或其他选择更好的发展方向是，俄国决定不顾一切地为了塞尔维亚而悍然发动战争，让局势超出德国所能控制的范围，让俄国和协约国同盟被戴上入侵者的帽子，成为整个欧洲的敌人。从外交部秘书长贾高于7月12日写给德国驻英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的信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思路：

我们需要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控制在局部地区。能否达成这一目的，首先要看俄国和协约国的各国有何动作。我们不会有计划地发起战争，但如果战争最终还是开始了，我们也不会退缩。

我们再一次可以从危机中诸多“主角”的推论中洞悉事情的发展趋向：认为自己受到外部的不可抗拒力，不得已而为之，同时将决定战与和的责任坚定地放在对手肩膀上。

通过他们对奥匈帝国的支持和他们对将冲突控制在局部地区的信心，德国领导人的种种决策实际上也让危机局势进一步恶化了。而从他们对1914年夏天的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并不能表现出他们有这样一个计划，即将这场危机作为将邻国卷入一场有预谋的战争的机会。相反，齐默尔曼、贾高和霍尔维格均在努力放慢灾难发展的步伐。直到7月13日，齐默尔曼仍然相信不会出现“整个欧洲范围的冲突”。到了7月26日，外交部的高官们还认为法国和英国都不会卷入任何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当中。德国的领导人显然完全没有成为局面的主导者，倒是在努力跟上形势的发展。在危机发展过程中占到决定性意义的几天里，贾高给其他人的印象是“焦虑、犹豫不决、胆怯”以及“无法胜任他的职责”，霍尔维格则向提尔皮茨提到了“溺水之人”的典故。

在炎热的7月里，德皇乘船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附近巡游。在波罗的海进行这样一趟固定的行程，早已成为威廉二世在夏天的固定安排。这让他有机会从烦琐而让人焦虑的政府工作当中获得短暂的休憩与解脱。在这艘皇家游轮“霍亨索伦”号上，围绕在人们的赞颂声当中，德皇总能感受到巨大的自我满足感。在基尔赛艇会期间度过了几天时光之后，威廉二世一行前往挪威的沿海小镇巴尔霍姆，并在那里一直待到7月25日。在7月14日，他正是从这个地方对弗兰茨·约瑟夫向德国的求助做出回复的。信中重申了他曾做出的支持奥匈帝国的承诺，并谴责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分子”对奥匈帝国的威胁，但并没有提到因此就要发动战争。威廉二世表示，虽然他必须“继续对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持观望的态度”，但在他看来，对抗反君主制制度主义者是“每一个文明国家的责任”，并值得为此“使用大国的一切必要的手段”。而信的其他内容则完全关注于巴尔干地区局势以及如何遏制“在俄国驱策之下的巴尔干同盟”的出现。信的最后，德皇还对奥匈帝国皇帝的丧子之痛致以深切的慰问。

从德皇对于这些国务文件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就像柏林的其他高官一样，他不想听维也纳政府的唠叨。他主要关心的在于，如果这样拖延下去，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给奥匈帝国所带来的国际上一致认可的正义性将不复存在，奥匈帝国也可能最终失去追责的决心。在7月15日左右，他欣喜地得知一个“积极的决策”正在酝酿当中。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奥地利的要求被送到贝尔格莱德之前，还会耽搁一段时间。(https://www.daowen.com)

不管怎么说，在7月19日，威廉二世被外交部秘书长贾高发往霍亨索伦号上的一封电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这封电报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新内容，但文中提醒道，一份最后通牒被计划于7月23日执行，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的有关措施，以保障“万一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皇帝“可以及时做出（军事动员）的决定”，这让威廉二世感受到了隐藏的危机。他立即下令当时正在公海航行的舰队取消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行程，随时准备返航。他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国海军此刻也在对军事动员进行评估，而且处在高级的备战状态当中。但霍尔维格和贾高也正确地评估到了，如果干涉英国的军事动员，情况将变得更糟，因此，在7月22日，他们没有接受威廉二世的想法，并要求驻扎在挪威的舰队继续按照既定的计划出发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外交仍然比战略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尽管局势已变得日趋紧张，但威廉二世仍相信危机的波及范围不会进一步扩散了。在看过奥匈帝国发给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最后通牒的副本后，他这样评价：“事情恐怕没有看起来这么严峻吧，这毕竟只是一份言辞激烈的文件罢了。”威廉二世显然已经和他的随行人员一样，认为奥匈帝国最终还是会对塞尔维亚妥协。当海军上将穆勒指出最后通牒意味着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时，德皇甚至决绝地反驳了他。他坚称，塞尔维亚人绝不会冒险与奥匈帝国开战。穆勒这样解释这种现象——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德皇在心理上对战争毫无准备，一旦他意识到真的可能开战，他就会变得畏首畏尾、不愿意承认现实。

威廉二世于7月27日下午回到了波茨坦。第二天一早，他就看到了塞尔维亚5天前回复给维也纳政府的关于最后通牒的内容。他的回答至少可算是出人意料的，他这样写道：“48小时（截止时间）之后的一个完美的结果。这比我们所预期的情况都要复杂得多！但这确实让战争成为不可能。”而在了解到奥匈帝国已经发布了局部军事动员的命令后，威廉二世表示十分震惊：“如果是我，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决策的。”当天上午10点，德皇匆匆地给贾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示，既然塞尔维亚已经“完全放下了姿态，委曲求全”，“没有任何理由再为这个问题发动战争了”。他还写道，奥地利人此时不应该直接向塞尔维亚宣战，而应该考虑暂时占领贝尔格莱德市区，以确保塞尔维亚确实能够履行承诺。更重要的是，威廉二世命令贾高通知奥匈帝国政府，德皇希望“战争不要爆发”，而且准备“就维护和平的问题与奥地利进行磋商”。“我将尽一己之力促成此事，同时也将照顾奥匈帝国朋友的民族荣誉感。”此外，他还写信给毛奇，表示如果塞尔维亚按照对奥匈帝国的承诺履行了各项措施，那么就不存在开战的必要了。据国防大臣的回忆，在那一天里，德皇还进行了一场“让人迷惑不解的演讲，从中人们感到他不想让战争爆发，并且下决心即便可能让奥匈帝国陷入尴尬的境地，也要尽一切力量避免战争”。

在历史学家看来，德皇的这些突如其来的谨慎，恰恰表现出他当时的情绪已经开始不受控制。早在德皇于7月6日与古斯塔夫·克虏伯在基尔会见时，他曾再三告诉这位企业家：“这一次，我不会退缩。”而在克虏伯看来，德皇这样说只是在故作强势。正如路易吉·阿尔贝蒂尼所说的：“当距离危险的情况很远的时候，威廉二世充满着满腔的愤怒与士气；但一旦他发现战争的威胁近在眼前，他反而变得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而到了7月28日，这种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了。在利赫诺夫斯基最近从伦敦发来的电报中，他报告称爱德华·格雷表示塞尔维亚所表现出来的良好姿态“远远超出他的设想”，并提醒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奥匈帝国能否摆正自己的位置了。威廉二世一直以来很看重英国政府的观点，因此他也一定认真听取了这些提醒。但在某些方面，威廉二世在7月28日的笔记倒是与以往他的失态表现大相径庭：与维也纳和柏林政府的那些将最后通牒单纯视为一个开战借口的人不同，德皇将之视为在危急关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外交文件，为此他还在坚持以政治手段解决目前在巴尔干地区的问题。

德国的决策者们之间开始出现分歧。最高领导人在主权问题方面存在分歧，但这分歧很快又消失了。德皇于7月28日写给贾高的信并没有起到作用。如果威廉二世曾经关注过自己命令的落实情况以及大国政策的发展状况，那么他的这封信则可能改变危机发展的轨道，甚至是世界历史。但他对维也纳政府的所想所为充耳不闻，而与此同时维也纳政府已经急切地准备向塞尔维亚发起攻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此前危机发展的最关键的几周里他一直在外，他已经对柏林政府的政策发展失去了应有的了解。他写给贾高的信件完全没有改变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态度。霍尔维格也没有及时将威廉二世的意见转达给奥匈帝国，也就导致奥匈帝国并没有推迟的7月28日宣传日期。而在德皇给写信贾高仅15分钟后，霍尔维格也给契尔什基发了一封紧急电报，提到了威廉二世的一些观点与诉求，但省略了关于对战争的抵制态度等重要内容。相反，霍尔维格还在电文的一开始写道，德国必须“避免给奥匈帝国留下德国想劝阻他们的印象”。

我们很难搞清楚霍尔维格为什么要这样做。该文件并没有体现出对这种观点的支持——他的外交思想已经演变成防御战的政策了。很可能是他只是已经承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与维也纳政府合作，防止俄国对奥匈帝国的种种举动做出过激的反应。7月28日晚上，霍尔维格说服德皇给尼古拉斯二世发出一封电报，向他保证德国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促成维也纳与圣彼得堡政府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就在24小时之前，他还认为这样的举动是欠考虑的。后来所发生的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写给“尼基”的信了，告诉他不要把“威利”只当做调解人。霍尔维格所期望的是在局部地区爆发冲突，而不是避免冲突，而他也在致力于化解上层对他在政策制定上所造成的影响。

从7月25日开始，越来越多的迹象表现出，俄国已经开始进行军事部署了。柯尼斯堡的情报官员报告称，截获了一批在法俄之间传输的“超乎寻常的冗长的”加密情报。7月26日（周日）早上，驻俄皇官邸的德国军事代表彻留斯（Chelius）中将报告称，俄国当局似乎已经开始运作“针对奥匈帝国的一切反制措施”。为了获得俄国的更多相关军事情报，情报局IIIb部门的尼古拉上将提前结束了休假返回柏林，同时发布命令称“特别的旅行者”将被调动起来。这些人其实是以游客或商人的身份进入俄国和法国境内，进行秘密间谍行动，并如同尼古拉上将所说的，“不论法国还是俄国在备战”，都要由他们进行密切监视。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经常往返于较近的国家与德国之间，传递情报，例如赫诺蒙特先生就曾在三天内两次前往华沙，并且一度因为国界的关闭而被困在俄属波兰境内。另一部分人则被派往更远的地方，将情报通过加密的电文传输回德国。当时的局面看起来还无须太过着急——情报部的官员于7月25日告知这些“旅行者”，紧张的局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如果局势得到缓和，这些“旅行者”也将真的被安排回家休假。

“特别的旅行者”和在东部边境驻扎的其他情报人员很快开始对俄国的军事准备情况进行侦查。从柯尼斯堡发来报告称，有空的货运列车向东部行驶，科夫诺地区的俄军兵力集结也值得警惕。7月26日晚上10点，德军间谍温特斯基从德维纳伊发来电报称，城市里已经开始了备战。在整个27~28日，持续不断的情报由“特别的旅行者”和情报人员发送给德军总参谋部新成立的“情报评估委员会”。7月28日下午，委员会将所取得的所有最新消息总结如下：

俄国显然已经开始了局部军事动员，但准确规模尚不能确定。已经可以确定敖德萨和基辅两个军区已经被调动起来；莫斯科军区的动作还未确认；华沙军区尚待单独的评估报告结果；在德维纳伊等其他军区，动员令尚未下达。不过可以确认的是，俄国在德国边境地区驻扎的一些边防军队一定也在备战。或许关于其“站前准备期”的声明，是面向整个帝国的。随处可见的前线士兵都已拿起武器、严阵以待了。

在情况如此恶化之下，德国的外交又因为7月29日更多关于局部动员的确认消息而陷入恐慌：出于对伦敦的意见和俄国军备情况的担忧，霍尔维格突然改变了他的策略。在7月28日辜负了威廉二世的和平期望之后，他现在又希望向契尔什基转达德皇曾经劝奥匈帝国和谈的意愿。但由于俄国的军事准备工作进行得过于迅速，德国几乎被打乱了阵脚，也无法再顾及这些和谈的事宜了。

在7月30日俄国军事动员的消息传出后，德国对此做出军事上的回击，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两天前，战争部长法金汉在经过与霍尔维格的一番理论之后，已经成功地将在外参加训练的部队调回了他们的驻地。这个时候，早起的准备工作——在西部地区储备粮草，在铁路沿线加强驻军力量——还在秘密进行当中，因此也就能与德国表面上的外交手段共同应对紧张局势的发展。但这些内容到了“战争爆发前的最后阶段”时，也变得毫无意义了。德国是否要采取军事动员、何时采取军事动员，成为柏林政府在战前最后几天争论的核心问题。

在7月29日，也就是俄国开始局部军事动员的那天进行的一场会议上，德军高层之间仍对此存在分歧：法金汉认为应当宣布，当前已经进入了战争爆发前的最后阶段，而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和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认为目前种种措施只是为了确保交通运输网的安全。德皇则似乎始终在这两种意见之间举棋不定。柏林政府就如同圣彼得堡政府一样，君主仍然在政策的最终确立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威廉二世当天早上收到沙皇发来的电报，其中关于威胁“（俄国的）极端措施将把局势引向战争”的观点，一度让他同意国防大臣的意见。但在霍尔维格施压之下，他又改变了想法，认为战争爆发前的最后阶段并没有到来。法尔肯海对这种结论表示失望，但在日记中他写道，他能理解德皇这么说的动机，“因为人们对维护和平的信念，或者至少是期望，能驱散所谓‘战争的威胁’的影响”。

7月31日，在经过了又一段时间的踌躇之后，驻莫斯科的波达尔斯大使发来消息称俄国已经下令从前一天晚上的午夜开始进行全军总动员。德皇这次在电话中宣布了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而法金汉在7月31日下午1点向军队转达了德皇的口谕。现在俄国是主动出兵的一方了，这对德国的领导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历来很担心被国内舆论抨击为挑起战争的一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他们在国会选举中占有超过1/3的席位。霍尔维格于7月28日与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阿尔伯特·休特古姆（Albert Südekum）举行了会谈，后者承诺社会民主党将不会就政府对俄国进行的还击做出批评（社会民主党内本身也有着很强的反俄情绪）。7月30日，首相告诉他的幕僚们无须担心，一旦战争爆发，国家内部不会出现政党的内讧。

鉴于目前俄方的动作，威廉二世也无法再拒不承认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但有趣的是，根据巴伐利亚军事代表冯·魏宁格的记录，这些即将开战的论调是法金汉“从他嘴里硬生生掏出来的”。到了下午，德皇又恢复了平静，可能主要是因为他告诉自己，自己是在外界情形逼迫的情况下才做出这些决定的。对于几乎所有的“七月危机”的参与者而言，该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在法金汉出席的一次会议上，威廉二世将当前的紧张局势全部归结为是俄国的单方面原因造成的。“他的神情和语言，”法金汉在日记中写道：“不愧为一名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不愧为普鲁士的国王。”这是身在前线的鹰派士兵的让人惊愕的言论：他们声讨君主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观念。就这样，当俄国拒绝停止军事动员令时，德国于1914年8月1日向俄国正式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