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康邦的磨难

这些都是保罗·康邦生命中最糟糕的日子。当他看到奥匈帝国政府写给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最后通牒文件之后，他就明白一场横跨欧洲的战争已经一触即发了。虽然他有时候也不能认同普恩加莱在俄国巴尔干政策上的支持态度，但他现在认为法俄同盟在面对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矛盾之时，必须共同面对可能出现的威胁。事实上，他于7月25日下午离开伦敦，以便去向代理外长比安弗尼·马坦阐明当前的事态。或许正是因为康邦的影响，代理外长才告诉德国驻法国大使，普恩加莱于7月28日了解到相关消息的时候是极其高兴的。

对于康邦来说，同时也是对于威廉二世来说，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英国政府的态度了。“如果英国政府今天真的开始全权参与此次危机事件，或许还有可能挽救和平。”他于7月24日对记者安德烈·热罗这样说道。在7月28日与格雷的一次会议上，康邦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如果英国真的就这样对欧洲大陆爆发战争的趋势坐视不管，那么维护和平的机会也就变得岌岌可危了。”其实这也是又一次地将维护和平的责任转嫁给了别人。在康邦看来，法国与俄国共同举兵征讨奥匈帝国并不是下一步所应做的，但这也将是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动武之后自然会出现的状况。这样看来，英国现在确实对维护和平有责任，只有它的强大海军和贸易优势可以防止德国政府及其盟友的介入。多年以来，康邦也一直在告诉英国首相，法国完全依靠英国的支持。

他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里。毕竟，严格来讲这并不是一场自卫战争，而是一次法国被迫加入的，与俄国共同发起的针对巴尔干地区争端的干预——这也是他自己此前就有所关注的问题。为了不惹来更多麻烦，法国也在竭尽所能地不去招惹德国：7月30日早上，在巴黎召开的部长级理事会决定，法国的掩护部队将在孚日山脉到卢森堡一带部署，而不接近距离前线10公里以内的地区。这是为了避免任何与德国巡逻队可能发生的冲突而决定的，同时也是为了向英国政府展示法国政策的和平本质。人们都认为，限制区内的道德效果和宣传价值要优先于军事风险。英国方面立刻通过康邦了解到了这一新的政策。然而事实上，英国政府继续如格雷反复强调的那样，既不表现是法国盟友，也对三国同盟的内容不管不顾。俄国和法国都没有被攻击或受到任何直接的威胁。原本康邦打算向格雷申辩，称法国是“在俄国遭受攻击时不得不进行了援助”，但当时奥匈帝国和德国都没有显现出任何攻击俄国的意向。同样不可能的是，英国企图进行干预的声明会使诸列强在不征求英国意见的前提下，放弃它们已经采取的政策。

造成这种局面的是深深扎根在英法协约关系里的历史分歧。康邦一直都一厢情愿地认为英国和法国一样，将协约视为平衡和限制德国的一种工具。他并不知道，对英国的领导人来说，协约有着更为复杂的目的。除了一般规定的内容之外，协约还是转移大英帝国领土威胁的手段，而当时最好的选择就是将可能的威胁都转向俄国。康邦之所以失算的一个原因是，他太相信常务副部长阿瑟·尼科尔森爵士的建议，爵士对于维护俄法同盟有着极大的意愿。但尼科尔森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英国政府里就没什么发言权了，而且他的观点已经和格雷一派的观点完全脱节了，后者对俄国有着越来越强烈的反感，并日益热衷于亲德（或者说至少不那么反德）的政策。这是一个经典案例，说明了那些掌握最佳信息的人们若想猜透其同伴和敌人的动机，是多么困难。

因为英国政府里对约束性协议的反感增强，在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又进一步加大了，尤其在自由主义激进派的政客中，更多人开始对俄国抱有敌意。因此英法友好协议对于双方来说也意味着不同的内容。在整个联盟存在的年月里，法国外交部“寻求着友好协议的存在感，并艰难地践行着其中的内容”。而所有这些问题也正是由爱德华·格雷和保罗·康邦的不同政见所引起的。前者对待法国和欧洲时十分小心谨慎、闪烁其词，且彻底忽略了它们，而后者则过度追捧法国，对协约国倾其所能。让康邦取得至高无上的成就的，不是他的政治生涯，而是他一生的爱国行为。(https://www.daowen.com)

格雷的所作所为也受着限制。他没能在7月27日就干预战争的问题争取到内阁的支持。当他两天之后征求对法国的正式支持的承诺时，再次失败了，只有他的4个幕僚支持他（阿斯奎斯、霍尔丹、丘吉尔和克劳）。在该次会议上，内阁拒绝了这样的观点：英国作为1839年《伦敦条约》（承认比利时为中立国）的签署方，有义务反对德国使用军事力量对该条约进行破坏。内阁里的激进分子们认为，同盟协约不能只由英国执行，而应该是所有签署国共同的责任。内阁决议认为，如果问题扩大，该决定的也将是“一个政策，而非一种义务”。而法国和俄国坚持认为，只有当英国政府清楚地表态将坚定地维护英俄同盟时，才能让德国和奥匈帝国“知难而退”。格雷也受到了来自其同僚的压力：尼科尔森和艾尔·克劳都强烈建议他宣布对同盟的坚定维护。在7月31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记载了克劳为格雷提供了在内阁中与反对者们据理力争的论据。可能英国确实没有义务去帮助法国，他写道：“但英国对于自己在海峡彼岸的‘朋友’所应有的那份‘良知’是不可否定的。”

确实，我们与法国从未有过书面约定的内容。我们没有协约规定之下的双方义务。但我们之间协约国的关系是存在的，是经过一定发展的，并用来检验我们的处世之良知。如果英国不能在一场争端发生的时候维护它的伙伴，那协约国的名号也就毫无意义了。此事关系荣辱。要想名声不堕，就应奋勇出战。

相反，尼科尔森则更关注比利时以及英国维护比利时中立性的责任。但格雷一派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话语权。决策的关键所在已经从外交部转移到了内阁，完全抛弃了格雷一派。

8月1日早上的一次内阁会议后，格雷失望地向康邦转告，内阁反对对此次欧洲危机的任何形式的干预。康邦对此表示不满，并表示不会将这个消息转告法国政府；他只会告知他们，英国政府并没有达成任何决定。但格雷反驳道，目前这个就是决定。内阁已决定，英国不会为与自己无关的利益问题而派远征军前往欧洲大陆。在失望中，法国大使改变了他的提议。他提醒格雷，根据1912年海军协议，法国已经从北部港口撤军，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安全交付给了英国皇家海军。虽然英法两国并没有因为该协议而正式结盟，他也恳求道：“既然当时是你们建议我们从港口撤军，难道英国政府没有义务帮助我们，至少提供舰队的支援？”格雷对此表示震惊，他承认，如果德国对法国的海岸地区发起进攻，或德国对比利时的中立性视而不见，那么英国的公众舆论或将改变。最重要的是他承诺将向内阁提出关于向法国海岸地区增援的问题。康邦悲伤地结束了这次会见。回到格雷办公室隔壁的大使办公室后，他坐到了尼科尔森旁边，喃喃自语道：“他们打算放弃我们。他们会放弃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