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转折

1995年11月，我参加接待德国总理科尔访华后，即将被派往伦敦，出任驻英大使。

我年轻时曾长期在驻英代办处和驻英大使馆工作。现在将再次回到伦敦，我的心情不免有些激动，引起我对多年前往事的回忆。

人生转折

我在中学求学时，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热火朝天大搞经济建设的年代。在普遍重视数理化的社会氛围中，许多同学都想将来学理工科。

我早就萌生一个念头，将来想做一名工程技术人员。然而后来才慢慢懂得，这只是个人的主观愿望而已。社会是复杂的，人生旅途不是笔直平坦的，现实生活往往充满变数。

我就读的是上海市榆林区长阳中学。这并非什么名校，而是一所20世纪50年代初才新建的中学。老师们责任心强，对学生既要求严格，又关心爱护。我们同学大多勤奋好学。

学校教育质量比较高。高中毕业时不少同学考入全国知名院校。

1960年高中毕业时我填写了志愿，报考清华、哈工大的自动控制系，以及北大的原子物理系。参加高考后去上海崇明岛农村劳动了三周。返沪后不久，我焦急地等来的不是所报考院校的录取信，而是出乎意料地被选为留苏预备生。

自己受中苏友好教育的熏陶，涉猎了不少俄国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对苏联充满了向往，能去苏联学习，感到异常的兴奋。我是全校唯一的留苏预备生，学校老师为我感到高兴和自豪，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们全家人的激动自不待言。

就在这种亢奋的状态下，我于8月底的一个夜晚带着简单的行装，乘火车自上海于第三天清晨抵达北京。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那天天气晴朗，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湛蓝的天空飘动着朵朵白云，阳光从云端射出一道道耀眼的光芒。北京火车站的钟楼响起“东方红”的悠扬乐声。我深深吸口气，沉浸在幸福之中。接待新生的校车经过巍峨的天安门城楼，沿着宽敞的长安街，把我们带到位于西郊魏公村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留苏预备生来自全国各地，共有100多人。我们报到后就开始熟悉情况安顿下来。

北京外国语学院是外语人才荟萃之地，在教师队伍中聚集了一批国内知名的外语权威和专家。学院规模不大，但教学设备齐全，环境幽静。学院分东、西两部分，分别称为东院、西院，中间为一条偏僻的乡间小路所隔，这条小路就是如今宽阔的苏州街。留苏预备部位于东院，院内绿树成荫，花团锦簇，我们都为能在这样优雅的环境中接受培训而感到高兴，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不久，情况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当时中苏关系正急剧恶化，苏联突然从中国撤回专家，撕毁合同，大批援建项目中途停顿。在这种形势下，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自然被打乱甚至撤销。我们这批人去苏留学的愿望顿时化作泡影，大家满腔的热情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骤然凉了下来。组织上决定将我们这批人转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大家思想上虽有矛盾和纠结，但都服从组织安排，于是就转入英语系。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师中有王佐良、周珏良、许国璋、克鲁克、伊瑟贝尔等一批国内英语权威和外国专家。学校治学严谨，对学生各方面要求很严，我们过着紧张而有序的校园生活。严格的英语口语训练为我们日后参加工作打下了基础。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我们如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观察事物处理问题运用正确的方法论。学习后我感到茅塞顿开，终生受益匪浅。

那几年正是我国天灾人祸造成的经济困难时期，食品供应异常紧张，国家对大学生给予特殊照顾，保证一定的口粮。即使这样，学校仍有不少同学得了浮肿病。由于我自幼家境贫寒，经历过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这时我倒并不感到怎么难熬。大家物质生活虽然匮乏，然而在精神上却很富有和充实。那些年也是政治激情燃烧的年代。我们在北京郊区三间房人民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开会开展社教运动，搞得热火朝天。

就在还有一年即将完成学业的时候，1964年夏季，学院要我提前毕业留校，当我们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学校老师的言传身教，给我印象很深，能当上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感到无上的光荣。此后我就从思想上做好了一辈子当教师的准备。

谁知世事难料。就在我当上政治辅导员刚一个多月的时候，英语系党总支书记通知我，调我去外交部工作，就这样，我的工作方向又突然发生了转变。

数年后，我了解到，留校当政治辅导员的同学，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批斗，有的甚至遭遇虐待，受了不少罪，我却因调离外国语学院而躲过了这一劫。

我拿着通知书，很快去位于东单外交部街的外交部报到，在参加了短期培训班学习后，就被派往我国驻英国代办处工作。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从此决定了我今后一生的工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