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我作为一名外交人员，这一生绝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西欧和港澳事务，后期则涉及同美国和俄罗斯议会的对话和交流。

西欧是我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外交全局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六十多年来，我国同西欧国家特别是西欧大国关系的发展走过了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我参加工作后经历了中欧关系的几个主要阶段。经过数十年的工作实践，我对西欧大国的国情以及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各方面情况的了解逐渐增多，认识不断深化。我体会到，只有对西欧大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才有利于弄清楚它们在国际形势发展不同时期同我国在战略上的利益汇合点以及差异与分歧，从而对双方合作的空间和局限性做出比较现实的判断和估计。

我有幸参与香港回归后过渡期的有关准备工作，并在香港回归祖国后在香港第一线参加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功实践。通过实际工作，我对香港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艰巨性增加了许多生动鲜活的感性认识。我既体会到香港具有的独特优势，又看到了它所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对香港和内地有些人提出的有关疑问和困惑，也不能不引起我进行一些思考。

我想，如果将自己四十多年的主要工作经历以及个人看法和体会一并写出来，留下一点可能有价值的史料，对这段往事感兴趣的读者也许会有所助益，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希望此书能有助于读者了解中欧关系的发展过程、西欧大国对华政策的演变、香港局势和今后走向以及美、俄议会的对华态度。

我写这本书，从搜集整理资料、构思到动笔，一字一句、一节一章地写，其间又几易其稿，总共历时四年，与去年岁末得以完成。

本书的问世，得益于许多同事的关怀、支持和帮助。

戴秉国同志过去同我曾在外交部合作共事多年。他身居高位，志虎忠纯，待人热情、诚恳。最近我详细拜读了他的回忆录《战略对话》，受益匪浅。

曾建徽同志长期来一直是我国新闻和外宣战线上的重要负责人之一，一位知名的大笔杆子。

宋明江同志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素有研究，曾任我国驻欧盟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秉国、建徽和明江等三位同志为我这本拙作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对他们给予的鼓励和支持，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完成此书的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外交部和港澳办有关负责同志的关心、外交部档案室和欧洲司的支持和配合，以及许多同事的关怀和帮助。马灿荣、关呈远、王德俊、王凤超、乌兰木伦以及刘山在等同志分别详阅书稿有关章节，提出了许多中肯有益的意见。特别是吕聪敏同志不仅阅读书稿，提出宝贵意见，而且热情地给予多方面的帮助，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此，我一并向以上有关部门和各位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秘书欧阳文平同志负责全部书稿的打印，他为此付出了辛劳。

我的家人一直给我全力支持，此书的完成也凝聚着他们的亲情、心血和汗水。

此书不当之处，诚请读者指正。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