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文学性与文化研究
这已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宿命：比较文学学科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对于它存在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质疑便不绝如缕：这恐怕是其他人文学科没有遭遇到的窘境。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法国学者彼埃尔·布吕奈尔（Pierre Brunel）在《什么是比较文学》一书中，分析了“比较文学”这一名称本身所蕴含的缺陷：
“比较文学”是一个有缺陷的词，同时也是和“文学史”、“政治经济学”一样是必要的词。“你们比较什么样的文学呢？”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诘问，既然这个词为大多数人自发地理解，乍看起来又符合逻辑，而且为法国一些大学所沿用。[1]
布吕奈尔将“比较文学”视为和“文学史”、“政治经济学”一样是“必要的词”，言下之意它尽管有缺陷，但仍可以沿用，只要能得到从事这一领域研究工作者的认同，成为这一特殊的学术共同体的共识。然而，即使在比较文学学者这一狭小的共同体内，还是经常有不谐和的声音冒出。20世纪50年代以雷纳·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对遵奉实证主义信条的法国学派发难，大大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畛域，使它一度走上了稳健的发展之路。但好景不长，7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文化研究的兴起，比较文学又一次遭遇到了危机，其深度和广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2]。而比较文学学科内部多年来潜藏着的那些悬而未决的老问题，诸如它的学科研究基点、范围、方法论，又一次露出水面，使这一学科面临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
面对强大的压力，比较文学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应对方案。有许多学者主张，比较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开放性的学科，它创立的初衷便是为了冲破原先民族文学、国别文学研究的樊篱，冲破原有文学研究的封闭性格局，以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崭新视阈，对人类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重新思索和审视；而文化研究的兴起，恰好为比较文学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在此情形下，不应惧怕犹疑，而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敞开比较文学的疆界，吸纳一切新的东西。在美国学者伯恩海默等人看来，在当今多元文化主义的时代，要扩展比较的空间，应对文学进行所谓语境化的研究：“文学现象不再是我们学科的唯一焦点。相反，文学文本被当作文化产品这一复杂、变化多端甚至充满矛盾的领域里的一种话语行为来研究。”[3]而英国比较文学学者巴斯奈特在1993年出版的《比较文学：批判性导论》一书中也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了，即承认我们现在拥有的是比较文学的后欧洲模式，人们正在反思文化身份、文学经典，以及政治对文化影响、分期和文学史的作用这样一些关键问题，并坚持反对美国学派和形式主义研究的非历史化立场。”他还进一步断言：“一旦脱离了民族文化和文化身份这些关键问题，比较文学就会迷失方向。”[4]
然而，究竟是谁在迷失方向，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天性，总以为自己从事的活动是最正确、最合乎理性的，也最有资格成为他人的楷模。这种将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靠拢的做法实际上并无助于克服这一学科的危机，相反有可能使它的边界线更趋模糊，更无法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从而陷入更深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一些学者通过重申文学性来为比较文学寻觅安身立命之地。前些年谢天振先生在展望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时，便明确提出文学性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生命线”[5]。这一思路与韦勒克、雷马克等人可说是不谋而合。早在20世纪50年代韦勒克质疑法国学派僵硬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时便强调了比较文学应将焦点放在作品文本的文学性上：
文学研究界今天首先应当认识到确定研究内容和中心的必要性。应当把文学研究同思想史的研究，同宗教及政治观念和情绪的研究区分开来，而这些研究往往被建议用来替代文学研究。很多在文学研究方面，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著名人物，根本不是真正对文学感兴趣，而是热衷于研究公众舆论史、旅游报道和关于民族特点的见解。总之，是对一般文化史感兴趣。文学研究这个概念被他们扩大到竟与人类史等同起来了。就方法论而言，文学研究如不决心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及产物的学科来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为此，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6]
如果从后结构主义非中心化的视角审察，所谓文学性、文学艺术的本质等这些术语和命题早已陈腐不堪，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精神孑遗。正是这种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思想遗产成了比较文学在当今衰落的最内在的原因。在信奉后结构主义的学者看来，文学性、文学艺术的本质这类表面上庄严高贵的字眼并不是什么超历史的存在，它本身便处于历史的进程中，是特定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因此，研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去追问、考察什么是文学性、文学的本质，而是去审视作为社会文化产品的文学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如何作为一种话语产生功用的？而要使比较文学学科重新焕发生命力，唯一可行的途径便是转向文化研究，藉此丰富充实自己的研究内容。但问题是，这是不是就能够成为抹杀文学性的理由呢？
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和其他文化文本相比，文学作品是不是具有一种相对独特的存在方式？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各个时代文学性的具体内涵有着相当程度的差异，文学这个词所包括的范围有相当大的不同，但人们还是能够将一部文学作品与其他非文学类的作品加以区分。如果要问，人们在经验判断中作出这种区分的依据是什么？那便是文学性。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通过对历史上林林总总文学定义的辨析，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为复杂的组合体”[7]。这个由语言符号构成的结构包蕴着一个由低到高的递进式层面，它从声音层面，通过意义单元层面，再上升到意象和隐喻、象征和象征系统，以及文学类型等层面。所谓文学性也正是散布在这多重层面之中[8]。而要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坚守文学性，便意味着对这些层面的意味进行充分深入的探讨。坚守文学性，并不意味着要忽视、摒弃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思想，文学与文化等关系；但必须牢记的是，各种思想、文化的意味只有体现在具有文学性的文本中，它们才获得坚固的外壳，才会对接受者产生持久的影响力量，没有文本，一切都将荡然无存。因此，美国比较文学界的元老雷马克在回顾数十年来文学研究界的风云变幻时总结道：“最终我们还是坚信所读和重读的文学文本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我们敬重作者们的格式塔（Gestalt），敬重他们把自己创作一部文本的全部工作和该部完整的文本一起看做是全部作品（oeuvre）的权利。在我们评价作为文学作品发表的任何一部作品的美学效果时，作者的创作目的应被视为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并非起决定性的因素。既然是文学作品，最终还是需要作出文学性的全面评价。”[9]
新兴的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包括其他传统的文学研究类型）的最大分水岭在于它们的研究旨趣与焦点有着巨大的差异。在文化研究中，尽管作为其奠基人之一的威廉斯提出过三种有关文化的定义（理想的、文献式和社会的），但他的落脚点还是在最后一种，即从社会角度定义文化：“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10]这与精英文化研究路径不啻是南辕北辙。尽管在它的研究中有时也涉及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文本，但这些不但不是它的主要对象，甚至也不是它主要关注的对象。文化研究倾全力关注的是文化作为生活方式和社会实践中的意识形态机制，偏重分析被以往主流文化所排斥、忽略的边缘性事物和现象。这类研究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倾向。最为关键的是，文化研究中审美价值的评判是付之阙如的。
在文化研究宽广的平台上，所有的文本被一视同仁，几乎被赋予了同等的价值，传统精英文化的价值等级秩序在此土崩瓦解。尽管文化研究对边缘性文本的发现和重估拓展了研究视野，激活了学术创造力；然而，将艺术上明显粗劣鄙俗的文本与在高度文明氛围中产生出来的精美的文本相提并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审美上的价值盲，它追求的是将审美价值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这种倾向将政治领域内对民主正义的渴求、对政治平等的追求转化为对艺术平等的追求，以彻底的反精英立场，企图抹平一切艺术作品在审美价值上的差异。尽管各民族、各种族、各社会群体在政治上应享有平等权利，在文化创造上也享有同等的权利，但起点的平等并不意味着结果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包括艺术作品）也具有同等的价值。依照德国社会学家舍勒的分析，这种拉平审美价值、将审美价值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实际上是处于底层的、边缘化的群体对精英阶层怨恨情绪的集中表露，它展示的是一种企图抹平一切差异（包括审美创造领域）的激情：“怨恨在目睹更高的价值时欢乐不起来，它将其本性隐藏到‘平等’的诉求之中！实际上，怨恨只想对具有更高价值的人施行断头术，因为他们惹它恼恨。”[11]
坚守文学性并不意味着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故步自封，沉溺于纯艺术的象牙塔之中。德国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在论述福楼拜、龚古尔兄弟的创作时对这种艺术象牙塔的弊端作了中肯的分析：“即使艺术品位极高，印象极其丰富，纯文学作品还是会限制人们的判断力，使生活贫乏，有时会使人们观察生活的目光扭曲……尽管他们智慧过人，对艺术无比执著，但还是给人以既独特又狭隘的整体印象，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为其唯美主义的舒适安逸担忧、神经质、为种种烦恼所累的狂躁不安的大资产阶级，只不过这种情况下的狂躁就叫做：‘文学’。”[12]但这并不能成为放弃文学性的理由。文学文本的确应该承载各种社会意义，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这些都是它们力量的不可或缺的源泉的组成部分。然而，忽视了文学性，忽视了对文学文本的审美特性的解读，文学作为人类一项特有的精神活动将无以立足，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文学研究也将被釜底抽薪，它的社会意义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曾经说过：“米罗的维纳斯也许比罗马法或1789年的原则更为确凿无疑。”而坚守文学性的意义在此最鲜明地凸显了出来。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2期）(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参看布吕奈尔等：《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张连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2]有关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学界的比较文学危机问题，参看肖锦龙：《当前比较文学的危机与出路》，《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133—140页。
[3]Charles Bernheimer，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p．39－48．此处转引自肖锦龙：《当前比较文学的危机与出路》，第136页。
[4]Susan Bas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Blackwell Publishers，1973，p．41．此处转引自谢天振：《重申文学性——对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1期，第7页。
[5]谢天振：《重申文学性——对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1期，第1—16页。
[6]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参看干永昌等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
[7]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页。
[8]有关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参看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四部“文学的内部研究”，第145—311页。
[9]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再次处于十字路口》，姜源译，《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1期，第20页。
[10]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11]M·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6页。
[12]参看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吴麟绶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66—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