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

第三节　研究方法

在对儒学经典著作翻译的研究中，对《论语》翻译的研究是著述最多的，这不仅是因为《论语》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作，也是因为《论语》的外语译本最多。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历史的原因，对《论语》译本的研究，与其他一些社会学科，或者其他一些文学作品的译本研究相比，对此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还只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论语》集历史、哲学、语言等于一体，因此，对它的译本的研究，也应是多角度的，采用多种方法的。

一、解读法

自《论语》诞生以来，历代学者的研究与解读便绵延不绝。为了更好地理解《论语》的思想，对诸多解读版本进行交叉阅读以免失之偏颇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参阅了最近几年出版的一些著述，如马新的《论语解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姜厚粤的《论语浅悟》（齐鲁书社2004年版）；李泽厚的《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版）；杨伯峻、吴树平的《论语今译》（齐鲁书社2005年版）；陈国庆、何宏的《论语》（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世舜等的《〈论语〉〈孟子〉词典》等十多个版本。同时，在对理雅各和辜鸿铭译本比较的过程中，还对照参阅了苏慧廉、威利、潘富恩和温少霞、李天辰等的译本。通过这些步骤，笔者对《论语》的思想内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以偏概全，同时，在所比较的每一章中，都提出了自己对该章的理解。

二、历史学、语言学交叉研究法

《论语》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有其历史背景。脱离了历史背景而孤立地研究《论语》无异于断章取义。因此，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参考了李元的《孔子传》（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版）、马新的“还历史一个真实的孔子”（《论语新解》代序，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等历史学著作，力争对孔子的生平详尽了解，将每一句话都放到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证，以便对《论语》的每一个篇章都有综合性的把握。

本书的重点是对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英译本进行比较，因此，英语语言学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论语》这样一部充满中华民族智慧的历史巨著，对其的翻译，仅仅是语言的翻译是不够的，还应有文化的翻译。对此，笔者在比较两个译本的过程中，借鉴了近几年翻译学的一些最新成果，力图在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对两个译本进行比较，这其中更大的着力点是放在文化的层面上，这样才能让西方读者更好地、更全面地理解《论语》的真谛，因为语际翻译最终的落脚点应是文化的翻译。

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58此语道出了语际间翻译的真谛。表面看来，翻译的基本任务就是实现语言的转换，即将原语（source language）转换成的语（target language），但实质上这一过程是十分复杂的，需要跨越语言、知识、文化等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障碍。因为只有深谙的语文化和原语文化的译者，才能在译文中准确地表达出原语的文化意蕴，达到“文化对等”，实现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因此，从本质上而言，语际翻译的核心即是文化翻译。

鉴于翻译在东西方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关于翻译文化理论的研究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逐渐得到各国翻译理论界的重视，并实现了从语言到文学再到文化三个层面的递进。与此对应，翻译理论界探讨的重点也从语言层面上语码的转换，到文学层面上文学作品美的再现，再到文化层面上文化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学家认为，不能再把翻译简单地理解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应视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https://www.daowen.com)

尤金·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等一系列翻译理论对不同文化的翻译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奈达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作为他翻译理论的基础，他认为，要解释译者怎样才能把原语言中独特的信息在译语中同等地再现出来，这就需要用转换生成的观点来看待语言。他把所有语言分为6～12个基本结构，通过转换，生成语言中更为深层的表现形式，传递出原作者及译者的意图。奈达认为运用转换生成方法可以使译者更客观地理解原文，使译者以读者为出发点，译文与原文所要表达的意图达到“对等”，其目的是使译文读者的感受与原文读者的感受大致等同。奈达还通过译文形式和功能的关系来阐明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他认为最理想的翻译境界应是译文的形式与功能与原文的功能对应；其次是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对应，而他们的形式不对应，即是说当语言形式与功能发生矛盾时，应把语言功能放在第一位而舍弃语言形式；而最失败的翻译是译文与原文的形式对应，而它们的功能不对应或译文与原文的形式与功能均不对应，因为这两种类型的翻译均丧失了语言功能。

奈达之所以提出“动态对等”理论，是因为翻译理论界长期存在的“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理论强调语言形式的逐一对应，忽略了文化差异，结果为了体现与原文词对应的译文词，常常使译文词不达意，读者读后不知所云。单纯追求“形式对等”的翻译理论，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原作品读者与译作品读者不具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而要使译作品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能收到与原作品读者同样的效果，具有同样的感受，语言形式必须有所改变。为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译者不应囿于语言形式，关键是要将句子深层结构的意义表达出来，以使译文更加准确，使译文读者能深刻领会其中的文化内涵。否则，译文只能是死译、硬译。

关于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巴斯奈特（Bassnett）形象地将译者-语言-文化的关系比喻为外科医生-心脏-肌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就像外科医生做手术时不能忽视身体周围的组织一样，译者在翻译时也不能忽视文化这个肌体。59哈特姆（Hatim）和梅森（Mason）则强调翻译是一个动态的交际过程，译者不仅要通晓两种语言，更要具有两种文化视野，译者要在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发挥协调者（mediator）的作用。60总之，强调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的学者均强调译者要熟知两种文化，引进原语文化因素为的语文化服务，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文化的了解，译作的成功与否，与其说与语言有关，毋宁说主要与文化有关。61

与英美学者过分注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不同，作为解构主义代表人物的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针对英美“归化”（domestication）翻译的传统，提出了“异化”（foreignization）翻译策略。他认为“归化”的翻译方法是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目的语文化之中，把原文作者请回家来”62，而“异化”的翻译方法是“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63。韦努蒂认为，“异化的观点不仅可以改变翻译的方法，而且可以改变人们阅读翻译的方式”64。他提倡“在翻译过程中用异化的处理方法而不是英美传统上的归化方法……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理论与实践，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带进占统治地位的目的语文化价值观中”65。他强调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采用“异化”翻译法非常重要，它可以用来反对“英语国家的语言霸权主义和在全球交往中的文化不平等状态，是对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自恋主义的一种抵制，有利于在全球地域政治关系中推行民主”66。

事实上，“归化”或“异化”的方法并非是绝然对立的，译者在解读原文以及再造译文的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化结构是相互作用的。“一般情况下，译者的能力因素中本族语能力较强，在外语译成本族语时趋于选择‘归化’策略；反之在把本族语译成外语时，由于在特定的语言结构中，本族语的文本内容找不到相对应的外语表达时，往往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67可见，无论是“归化”或是“异化”翻译法，他们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要将原语中的文化内涵表现出来，以实现文化交流和传播。

从以上对各种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的简述可以看出语际翻译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的确，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看似是语际间的转换，但其背后却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能否将语言中所蕴藏的文化意蕴表达出来，是翻译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翻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原文本和译文本之间建立文化对等（cultural equivalence）。在构成翻译对等的诸方面，文化对等是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对等。关于“文化对等”，纽马可（Peter Newmark）认为，文化对等是把原语文化词翻译成译入语文化词的一种近似翻译。他强调的是要传输原文的文化意蕴，为此可借助解释和注解等方法弥补直译、意译等带来的文化缺失，使原语和译语尽可能实现功能上的对等。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在比较两个英译本的过程中，笔者始终将“信”——忠实地将原语的文化内涵——传递过去，作为比较的最终落脚点，同时，还较多地涉及语言的表达，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没有语言，我们就无法传递文化的信息；没有精美的语言，就不能完美地传递文化。

三、对比法

本书采用了对比翻译的研究方法，在对比理雅各和辜鸿铭译本的过程中，参考了苏慧廉、威利、潘富恩和温少霞以及李天辰等的译本，这样一来，理雅各和辜鸿铭译本的各自的特征便显得更加鲜明，优劣清晰可见。

四、翻译法

在对比研究的过程中，为表述清楚起见，作者将英译本的某些句子回译成现代汉语，以凸现译文的信度如何；在发现理雅各和辜鸿铭译本均未能很好地表现原意的时候，笔者或参考其他译本，或独自提出新的见解，给出自己的译法。

五、综合归纳法

通过对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英译本大部分章节的比较，本书对译本的特色作出了归纳：理雅各的译本具有三条优点，同时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辜鸿铭的译本具有三条优点，同时也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