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简介及翻译研究综述
第二节 《论语》简介及翻译研究综述
《论语》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论语》中所包含的哲理，无不代表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可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由此，《论语》自诞生以来，便成为中国传统典籍中对外翻译版本最多的一部，多达数十个译本，对此翻译的研究在“文革”结束后，也蓬勃开展起来。
一、孔子及其历史时代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末期的一位文化巨人，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儒家学说创始人。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时间之长、程度之深，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在全球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今天，我们研究孔子，研究其生平、历史环境及其思想影响，无疑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孔子4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周武王灭殷后，封殷宗室微子启于宋。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泯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弗父何为卿。孔子先祖遂由诸侯家转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侯，“五世亲尽，别为公侯”，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其后代避难奔鲁，孔氏为鲁国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父亲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为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称。叔梁纥先娶施氏，无子，其妾生男，病足，复娶颜徵在，生孔子。
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发出“周礼尽在鲁矣！”5的赞叹，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6年轻时曾做过“委吏”与“乘田”。虽然生活困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8，开创了中国教育平等的先河。颜路、子路、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之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也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名闻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孔子虽自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9，但观其一生，无时无刻不在试图以其学识影响国家政治，实现“克己复礼”的大业。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掌握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符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称“是可忍，孰不可忍”10。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1又说：“政在节财。”12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13，从远方来求学的，几乎遍及各诸侯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4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一年后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15，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16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享年73岁。
孔子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尽管如此，他却从未放弃自己“克己复礼”的政治抱负。出仕不成，便恭行教育救国的方略。其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无不有突出的贡献，集孔子等言论的《论语》便是其中最伟大的。
二、《论语》简介
《论语》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在人类过去的2500多年中，世人读得最多最熟的书恐怕就是《论语》了。现在，人类终于迈进了一个新世纪的门槛。但如何去面对一个全新的时期、一个全新的世界？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论和语，论就是议论，语就是告知，使人有所觉悟。《论语》辑录了孔子的主要观点，包括政治观、教育观、经济思想和宗教观等等。还辑录了孔子对一些人和事的评价。
《论语》总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三章，大多是孔子回答弟子们的提问后所作的记录，有一部分没有问，就是记下孔子的言论，有一部分是回答诸侯国君、卿大夫和各方人士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孔子的弟子们回答别人的言论。
宋代的宰相赵普曾说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论语》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
孔子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让人彷徨、让人不安、让人奋进的时代，更是一个礼崩乐坏、新旧交替的时代。
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并不像后来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所吹捧的那样，似乎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等。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孔子喜欢音乐，他在齐国听相传是虞舜时的“韶”乐，竟然“三月不知肉味”17，并且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18。孔子对诗也有浓厚的兴趣，有一次他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9孔子热心地学习各种礼仪，“入太庙，每事问”20。别人讥笑他，他听到后认真地说：“是礼也。”21孔子赞美他的学生颜回安于贫困，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2可是孔子有时又追求富贵，奔走于权贵之门。国君召唤他，他等不及架好马车，就奔走而去。他吃饭也很讲究，饭要精米，肉要切细。但孔子有时又把这一切看得很淡，声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3(https://www.daowen.com)
由此看来，孔子并非像后人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超人，更不是一个天生的神人，而是一个有感情、有抱负、有喜怒哀乐、有丰富知识的现实中的人。
但是，孔子又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论语》所记载的孔子的言行中得到证实。
从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看，根据《论语》我们可以把他的学说叫作“仁学”。据杨伯峻《论语注释》统计，在《论语》中，孔子讲“仁”的地方共109次，讲到“礼”的地方也不少，共75次。孔子“仁”的概念可以说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它是‘礼’的根本内涵，是伦理道德的基本根据，是做人的根本道理，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24。根据现存史料，在孔子以前没有人把“仁”作为一最高哲学概念提出来过。孔子提出“仁”的概念并非是偶然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时代社会发展的状况。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应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发展了，私田扩大了，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使失去生产兴趣的劳动者对生产有点积极性，不再逃亡，使他们能“近者悦，远者来”25，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同时，周天子势力式微，诸侯竞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战争绵延不绝。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致力于恢复“礼乐制度”，以便使社会平稳过渡到一个新的“天下有道”的社会。因此，孔子提出应该把他人当成“人”看待，即“仁者爱人”。“爱人”，对劳动者来说就是统治者也应把劳动者当“人”来爱护。对调整统治者的内部关系来说，就是要“克己复礼”。
本自西周以来，在统治者内部都要实行“礼乐之治”，但到孔子时已经是礼崩乐坏了。在孔子看来，这是由于“礼乐”已失去了一种内在的精神，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6因此，孔子反对把“礼乐”仅仅当作一种形式，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27这就是说，“礼乐”如果离开了“仁爱”的内涵，那就如同把“礼乐”看成玉帛和钟鼓一类物质的东西而失去其内在的精神了。由此看来，孔子把“仁”看得比“礼乐”更重要，他认为应该用一种“仁爱”的精神来讲“礼乐”，以便“礼乐”具有“爱人”的精神内涵。颜回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答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28这就是说，要做到“仁”，首先要“克己”，要对自己有个要求，要推己及人，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9；其次要“复礼”，为了推行“仁”，又必须有个规范，这就必须用“礼”来约束人的言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30。
孔子的“仁学”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尚贤”。所谓“尚贤”，就是要注重一个人的道德、学识和才能，而不是更多地考虑其出身的高低。关于“尚贤”，孔子说过许多话，如“举贤才”31，“学也禄在其中”32等。在孔子看来，要做官就要有知识、有学问、有道德。这个看法，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说，它打破了贵族垄断做官的权利；但从消极方面来看，会被利用作为“读书做官”的根据。孔子认为，没有道德、学问和才能的统治者，那只能是害人的统治者。所以当他的弟子子路问他如何处理好政事时，孔子答道：“先之，劳之。”33而当冉雍问政时，孔子也答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34有了好的统治者，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将人民管理好，社会才能安定。
在《论语》中，孔子和弟子讨论“仁”的地方很多，孔子“仁”的意义也很广泛，几乎包括做人的全部道理。例如子张问孔子怎样才算是“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35“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36又如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37孔子甚至认为，在应当行“仁”的时候，“当仁，不让于师”38，孔子的这种“仁”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是为了实现他的“仁学”理想，为了培养人“成圣成贤”。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了很多有意义、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和求知方法。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39，包含了要扩大教育面、使受教育者不仅仅限于贵族的思想，这无疑是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孔子身体力行，实践了自己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所以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40他的教育活动，结束了过去学在官府的传统局面，开始了学问的私家传授。
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孔子总结出了许多有益的教育方法，这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孔子比较强调人的知识、学问来源于学习。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41孔子非常好学，他给自己的评价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不如丘之好学也。”42由此可见，孔子是非常重视学习的。他主张学习的内容大体有两个方面：
一是从学习古代文献和典章制度方面得来的知识。这里所说的“古代文献”就是《诗》、《书》、《礼》、《乐》等古代经典。二是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知识，也可以说是现实知识。在《论语》中记载着孔子说的要注意在现实中学习的话，如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43等。
其次，孔子对学习规律作了很好的概括，得出了一些认识事物的规律和学习的方法，并就此指导他的学生学习。“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这些强调反复学习、活学活用、加深认识的学习方法在现在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至理名言。
孔子还从教育实践中总结出了“学”与“思”的关系。“学”是学习前人的经验（从历史文献中学）和从生活实践中学；“思”是把前人的经验和从生活中得到的经验通过思考加以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所以他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研究孔子的思想，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化和政治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孔子思想的影响。他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论语》这部书不愧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文化精神的宝贵财富。
三、《论语》翻译研究综述
《论语》从东汉时期开始被列入儒家经典的行列，到南宋后，则成为《四书》的一员。它不但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世界文明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6世纪末以来，《论语》开始被译为西方语言，且版本众多，品质不一。1594年，利玛窦出版《四书》拉丁文译本（该译本已经散失）。《论语》的英文翻译，最早见于传教士马希曼（Joshua Marshman）的节译本The Works of Confucius（1809）。1828年，伦敦会传教士高大卫（David Collie）的The Four Books在马六甲出版。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Confucian Analects，收入1861年出版的《中国经典》第一卷。此后，翻译过《论语》的中西学者先后有威廉·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 1895）、辜鸿铭（1898）、赖发洛（Leonard Lyall 1909）、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910）、亚瑟·威利（Arthur Waley 1938）、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951）、魏鲁男（James Ware 1955）、丹尼斯·思维特（Dennis Sweet 1977）、戴尔摩·司哥特（Delmore Scott 1978）、刘殿爵（D.C.Lau 1979）、程石泉（1986）、丘氏兄弟（1991）、李天辰（1991）、老安（1992）、梅仁毅（1992）、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 1993）、潘富恩与温少霞（1993）、赖波与夏玉和（1994）、王福林（1997）、西蒙·李（Simon Leys 1997）、黄继忠（1997）、亚当·西雅（Adam Sia 1998）、安乐哲与罗思文（Roger T.Ames&Henry Rosemont Jr.1998）、Jack Cai&Emma Yu（1998）、白牧之与白妙之（E.Bruce Brooks&A.Taeko Brooks 1998）、大卫·辛顿（David Hinton 1998）、李祥甫（1999）、埃德华·司林哲兰德（Edward Slingerland 2003）等人。节译过《论语》的有林语堂（1938）、翟林奈（Lionel Giles 1943）、托马斯·柯林瑞（Thomas Cleary 1992）、丁往道（1999）、马德五（2004）、王健（2004）、金沛霖和李亚斯（2005）、布莱恩·布鲁亚（Brian Bruya 2005）等人。
近年来，随着儒学研究在大陆的重新振兴和典籍翻译研究的升温，《论语》的英译研究也日益引起国内汉学界和翻译界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研究人员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论语》的英译展开研究。王勇在其“20年来的《论语》英译研究”中将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分为五个方面：译本研究（包括单个译本研究和多个译本的对比分析）、译者研究、译校出版感言、《论语》的翻译传播历史、《论语》中关键词翻译的研究等。44在此，笔者将译本研究和译者研究合二为一，将研究情况简略地作一梳理。
1.译本和译者研究
译本研究是国内《论语》英译研究最为重要的一个着眼点，此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单个译本研究以及两个或多个译本的对比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译本研究主要以对比方法为主，采取比较—分析—结论的模式，所研究的译本最为主要的是理雅各的译本和辜鸿铭的译本，另外还有威利、庞德和刘殿爵等的译本。
在译本和译者研究方面，有学者批评理雅各的译本古板晦涩，逐字直译，如樊培绪在“理雅各、辜鸿铭英译儒经的不及与过”中，在指出两译各有所长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辜鸿铭对理雅各译本的批评，认为理雅各的译文过多地采用直译的方式，有些地方未能完全反映原文的意思。45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对理雅各的译本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王辉在“理雅各、庞德《论语》译本比较”一文中指出，“身为传教士的理氏对儒经的翻译极为严谨，竭力避免将西方哲学或基督教的概念强加给儒学”46。岳峰从文句、文句的背景等方面论证了理雅各译文对语境的忠实。47对于辜鸿铭译本的研究，近年来也有许多成果问世，学者们的评价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黄兴涛在《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对辜鸿铭的译本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优点：“辜氏深具智慧，在翻译中又运用了他所谓的‘有机整体’的认识方法，其译文在总体上，显示出对儒家经义比此前一般传教士和汉学家（包括理雅各在内）有更为全面贯通和深入的理解，有时往往能一语道破，直指真源，在传达经义方面胜过传教士之流一知半解的翻译多多”48；“辜氏的译文流畅自然，殊少斧凿痕迹，显示出相当高的英语文学修养”49；“辜氏采取的主要是一种意译法。这种翻译的一个突出优点，是追求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灵活对等’和‘辞气相副’”50；“辜氏的翻译积极为西方读者，尤其是为一般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着想，追求其对儒家经文的理解乃至对经义的认同，因而容易吸引西方读者”51。当然，黄兴涛还指出了辜鸿铭译本过于释意化、好用己意等缺点。张小波在“强势语下的无奈”一文中指出辜鸿铭采用归化的译法，是因为他将“译入语立于强势地位”52。对于其他的译本，国内也多有人研究，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2.译校出版感言
近年来，尽管《论语》英译本多有问世，但对以前版本的再版却很少，主要有湖南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学术丛书》（内含理雅各《论语》译本）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的《大师经典文库》（内含威利《论语》译本）。因此，译校出版感言方面的文章数量不多，主要包括译者的翻译体会、国内出版国外汉学家《论语》译本时校注者的体会、对该类出版物的评价等，这其中包括山东大学出版的《论语》英译本的译者李天辰先生的翻译感言和湖南出版社《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学术丛书》中《汉英四书》中《大学》、《中庸》、《论语》的校注者刘重德先生的感言。
译、校者感言并未见什么新奇之处，倒是王辉先生的一番批评对于从事本领域研究的人来说振聋发聩：“由于肆意删除原书（《中国经典》第一、二卷）极具学术价值的注释而仅存其高度直译的译文，严重误导了读者和研究者。”53“编选者不加任何说明对原译本的注释、导言等特色部分大加删改，使其学术价值受损，译者也遭人误解。”54的确，许多持片面之词的研究都是由此类的肆意删改的版本造成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断章取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3.关键词翻译的探讨
《论语》一书中，“仁”、“礼”、“君子”等关键词频频出现，贯穿始终，恰当地翻译这些关键词，对于译文的成败可谓举足轻重，而恰恰就是对这些关键词的翻译，构成了《论语》翻译最大的难点，各个译本莫衷一是，直到今天，仍是如此。王辉通过对比分析理雅各、威利、辜鸿铭、苏慧廉、林语堂、庞德等译者的译本，探讨了《论语》中“仁”、“礼”、“忠”、“孝”、“君子”等基本概念词的英译问题，认为翻译这些关键词时应该精确与统一结合起来，不可将其完全对立起来。55黄伟探讨了《论语》中“君子”和“小人”这一对关键词的翻译。她认为，“君子”和“小人”含义丰富，二者之间的对立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可以是地位出身的对立、政治立场的对立、经济价值观的对立、道德伦理的对立、学识抱负的对立乃至气质风范的对立，因此想用任何一对英语词来统一其翻译都是行不通的，译者在着手翻译之前一定要透彻研读原文，把握实质，根据原文具体所指选择最贴切的译文。56周保林则从文化译介过程中跨文化经验、时代信息、历史语言资源和文化精神信息的遗失与转换的角度探讨了“君子”一词的翻译问题。57
最近20年来，对《论语》译本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但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对《论语》译本的研究还只能说是处于起步的阶段，因此，大量的工作有待进一步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