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学术背景与中国经典翻译

第一节　理雅各学术背景与中国经典翻译

一、生平简历

1815年12月20日，理雅各出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哈德利城，他是老四，上面还有三个哥哥。父亲是资本家，他小时候就读于老家的哈德利教区学校，曾在一位盲妇处学习英国古典诗篇，从小就喜爱文学。他十四岁时转入阿伯丁语法学校，勤奋学习拉丁文和英语语法。1831年考入阿伯丁英王学院。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又致力于学习哲学与宗教。理雅各在大学求学的四年中，功课一直名列前茅。“1835年毕业之际，他以希腊语、拉丁语、数学、自然哲学与伦理哲学等科目的全面优势获得了学院最高奖学金，即哈顿尼恩奖学金。”74

理雅各在大学求学期间，为当时英国的海外传教事业所吸引，志愿当传教士。因此，毕业后不久，他向伦敦传教会提出申请，要求派往中国传教。伦敦会批准了他的申请。1839年7月，他带了新婚夫人玛丽，从英国乘船出发，1840年1月10日抵达南洋马六甲。

1843年，理雅各来香港时带来马六甲的几个基督教徒，算是香港的全部信众。到1870年，经他受洗总人数达272人，先后建起了四座教堂。但在各差会在香港的核心人物中，理雅各的传教成绩不算最突出。他不是固执守旧的传教士所能接受的那种传教士，因为他与华人平起平坐，甚至走上世俗化与中西宗教融合的道路。他更不是英政府所期待的那种传教士，因为他出于对中国的良知，反对鸦片贸易、抗议英政府介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不许英政府武力介入教案。在这样的心态之下，理雅各倾心研究中国文化，热心在华事业。理雅各十分努力地在中国传教，写出了18种汉文新教布教书籍。

设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是由英国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创办的。马礼逊在1812年12月21日写给伦敦传教会的信中表达了在马六甲建立机构的愿望，认为这可用作培养欧洲的、本地的和恒河以东国家的传教士。伦敦会批准了他的计划，并拨给筹办经费。1818年11月11日，英华书院举行奠基礼，1820年校舍建成，秋天正式开学。第一任校长为英国传教士米怜，后来又陆续更换了五个校长，1840年理雅各到达马六甲后，便开始了传教工作，后任书院校长。

1843年，英华书院搬到香港，仍由理雅各担任校长。

英华书院在香港的办学宗旨，已与以前不同。它已成为专门招收当地中国青少年入学的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理雅各除负责校务外，还直接从事传教活动，1849年被任命为香港联合教堂的牧师。理雅各在1845年回英国休假时，曾经带了三名中国学生赴英留学。1852年10月，他的妻子在香港去世，后来又娶了一位英国女子为妻。

二、汉学研究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伦敦会理事会决定筹募庞大的基金，展开对华传教活动。1845年至1848年理雅各因健康原因回到苏格兰。在英国期间，他一方面忙着布道，另一方面时刻惦记着他在中国已经开始了的事业。1848年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我现在已厌倦了英国的生活，我要回到中国人中间去。我的健康已完全恢复。我瞥一眼任何一本中国书都觉得他们好像在责备我，说我现在呆的不是地方。”75经过长期的思考后，理雅各立志要做一项对中国文化社会进行全面了解与介绍的艰苦工作。1848年4月在返回香港的路途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看中国，而是以哲学的眼光看中国。中国对我来说是伟大的故事，我渴望了解其语言、历史、文学、伦理与社会形态。”“有凭可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中国人起源何处？”“释道儒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华人崇拜什么？其伦理体系究竟是什么？”76

为解决这些问题，理雅各将目光瞄准了中国经典，因为这些经典是中国古代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从中可以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伦理、道德规范以及中华民族的性格。通过这些经典可更深入地认识这个古老的帝国，认识中国人、了解中国人。

理雅各认为，系统地译介儒家典籍特别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论语》是非常必要的，“藉此，世界可以了解中国，在华传教工作也可以知己知彼，收到永久成效。系统、全面译注出版儒经，必将大大惠及以后的传教工作”77。即是说，只有了解了铸造中华民族精神特性和思想文化根基的儒家经典，才能开启认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大门，为基督教在中国的顺利传播奠定基础。为此，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第一卷前言中指出：一个西方来华传教士，如果他没有完全掌握那些中国经典，还没有亲自调查那些中国圣贤们曾经涉足的思想领域的话，他就不适合他所担当的职责和正在从事的工作（传教），因为在那些经典和那些领域当中，正是可以找寻到中国人民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

理雅各一再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性：“不要以为自己花了太多的工夫去熟悉孔子的著作。只有这样在华传教士方能真正理解他们所要从事的事业。如果他们能避免在孔夫子的墓地上横冲直撞，他们就有可能迅速地在人们心中建起耶稣的神殿。”78因此，只有透彻地掌握了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了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体系、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传教工作才能在中国顺利地开展开来。对此，英国人湛约翰（John Chalmers）在给理雅各写的信中说：“我越来越相信你做的事情对我们的传教工作的重要性。我们要把《中国经典》用到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很不了解中国文化。我要在传教条例上加上一条：要到中国传道就要对中国古代诗人、哲学家的语言有所了解。”79

不仅如此，理雅各还认为自己所做的对《中国经典》的译介工作，既是为传教士服务的，也是为那些西方读者和思想者、政治家服务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无论从历史传统、政治体系还是民族特性等方面来讲，中国都是世界上重要国家之一。但是当时的西方政治家对中国的认识还是很片面、很肤浅的，只有熟悉了儒家经典所包含的内容，欧洲的政治家们才可能看到中国人民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此正确地判断中国人，认识中国社会。对此，与理雅各关系密切的另一位来华传教士兼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博士是这样理解的：“那些卷帙浩繁的译著，依然包含着丰富的事实。通过这些事实，欧洲和美国的观察者可以如此正确地判断中国人，因为这是他们生活的箴言，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流行，这里所包含所阐明的思想观点，规范着他们的学者和人民的思想。这里所包含的原则，打破了区域性的界限，将整个民族连在一起。”80理雅各的女儿则认为父亲在努力探究形成并决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礼仪及风俗习惯的思想文化观念，这些思想文化观念深存于古代经典当中。因此，要弄明白中华民族就必须首先弄明白他们的古典文学；要传播基督教，更需要了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理雅各是这样总结自己的工作的，将儒家经典翻译成英文，“这样的努力是必需的，这样世界上其他民族就可以认识这个伟大的帝国了，而且特别是我们传教士给这里的民众传教，也需要充分的智慧，这样才能够获得长久的结果。我认为，如果将所有儒家经典都能够翻译出版并且还附有注释的话，将有助于未来的传教士们的工作”81。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及中国经典的心路历程由此可窥一斑。

作为一名传教士，理雅各也许不会意识到其古代经典翻译工程对沟通东西方桥梁的作用，他的所作所为均为传教铺路，但最终的结果却远远超出了传教的范围。(https://www.daowen.com)

理雅各把英华书院迁到香港后，开始研究和英译中国古典文学的工作，他计划将中国儒家传统典籍“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并各自附以原文、注释及长篇绪论。1861年“四书”译本依序在香港出版，为《中国经典》一、二卷。当时由一些传教士如湛约瀚、麦高温、史超活、合信、谢扶利和华人黄胜等人参加助译工作。在此后25年间，他陆续翻译出版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名著。

中国儒家经典向西方的传播，对西方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文学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理雅各是有贡献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位中国学者王韬也功不可没。王韬原来在上海伦敦传教会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1863年王韬乘船来到香港，担任理雅各的助手。当时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头两卷英译本已经出版，他正在翻译《书经》。由于王韬的具体帮助，给他解释难懂之处，帮他写注释，使他得以顺利地完成英译《书经》和《竹书纪年》等，并作为第三卷出版。随后王韬又帮助理雅各英译《诗经》，作为第四卷，于1871年出版。第五卷《春秋》、《左传》，于1872年出版，以上均在香港出版。《礼记》于1885年在伦敦出版，这是王韬帮助理雅各英译的最后一部书。

《中国经典》陆续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轰动，欧美人士由此得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理雅各也因在翻译上的成就与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于1876年获法兰西学院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tanislas Julie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1870年，阿伯丁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在爱丁堡大学举行三百周年校庆庆典中，理雅各是受到尊重的人物之一。理雅各在多次访问巴黎的过程中，曾同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朱利昂，进行对汉学的高水平的讨论，并获得朱利昂奖金的首奖。

理雅各的获奖促使英国朝野开始重视对中国学术的研究。获奖后，理雅各又翻译了（在牛津大学任教期间的译著）：《法显行传》（1886年加注付印）、《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中国文学中的爱情故事与小说》、《致缪勒函有关中国人称帝与上帝》、《中国编年史》、《帝国儒学讲稿四篇》、《扶桑为何及在何处？是在美国吗？》、《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孔子生平及其学说》、《孟子生平及其学说》、《诗经》（英文押韵诗体译本）。

以上是单独出版的一些主要译著，另外由英国语言学家缪勒收进他主编的《东方圣书》丛刊中的理雅各译著还有：《书经》、《诗经中的宗教》、《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庄子》、《因果报应论》。

19世纪90年代理雅各再次把注意力转到他的系列译作《中国经典》上，这也是他在牛津的教学材料。1893年至1895年《中国经典》修订后在牛津大学克莱仁登（Clarendon）出版社再版。在这个版本中，理雅各对孔子的态度有所改变，似乎与中国古代的圣贤有了很多相同的观点。

1895年，也就在理雅各谢世的前两年，他还翻译出版了屈原的《离骚》。

从1843年到1873年，理雅各一生中最美好的30年都是在香港度过的。从1847年到去世，他一生半个世纪的时间都在译介中国经书，而且是在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总体歧视下进行的。对中国文化的长期研究使他认为中国文明虽与西方文明有很大区别，但绝非野蛮文明，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那块土地上生活、繁荣，不断生长、壮大；当诸多的优秀文明经历了兴旺、鼎盛和衰亡后，中国仍然存在，所以中华民族必定有些颇具力量的美德和社会规范。

三、学术评价

理雅各用五十余年的时间，架起了一座中西方的桥梁。他的一生是由传教士走向汉学家的一生，他生平的活动，开始于向东方宣扬基督教义，然而却显赫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至今虽逾百年，理雅各的译本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他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业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

理雅各向西方输出的不只是中国的经书，还有中国的宗教以及其他文化现象。与早期傲慢的新教传教士相比，理雅各对待中国宗教的态度是客观、认真而尊重的，像他那样重视学术理性的宗教专著在早期新教传教士中甚为罕见。他的论述中见不到对中国的无理谩骂和攻击，相反，他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一种亲和的态度，体现出苏格兰神学思想的开放性与独立性。他呼吁传教士不要在孔子的坟墓上横冲直撞，他赞美中国宗教中对真理的追求。

正是通过这座桥，理雅各向东方输入了西方近代化的理念。理雅各主编的《遐迩贯珍》，大量刊载新闻，率先刊登有偿广告以维持报纸印行的开销，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如此给香港的报业带来了近代化气息。

理雅各主持的英华书院（后为英华神学院）引进了西式教育，冲击了中国的旧式教育，他在实用化的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方面表现出了近代化的特色，有助于培养中国奇缺的专业人才并提高人才的素质。他与华人的交游使他们成为颇有作为的社会改革人士，如黄胜、王韬、洪仁玕、何进善父子。在他的影响下，这些人摒弃了惟我独尊的天朝幻念和传统儒学中的迂腐成分。

理雅各葬在牛津北的墓地，阿伯丁花岗岩做的墓碑上写着“赴华传教士与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大学为纪念理雅各，再版了他的五卷《中国经典》，并设立理雅各奖（James Legge Prize）。1961年，伦敦会捐款5000英镑设立该奖，奖给中文系四年级本科生在毕业前用汉语或英语写的对中西文化的诠释有所贡献的最佳论文。

自1948年以来，根据联合国大会的提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努力促成成员国文化经典的翻译工作，尤其是亚洲国家，但缺少能胜任的翻译家，而且时间紧迫。最后，儒莲编辑的《东方圣书》系列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文集推出，理雅各是该系列的主要译者之一。该系列在189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1966年与1968年由印度的Motilal Banarsidass再版。

在中国，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注释校正华英四书》全部采用理雅各的译文。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出版社近年系统出版中国古代文献的系列译本，其中《四书》仍选用了理雅各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