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理论发展

第四节　“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理论发展

“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后是我国翻译史历经的第四个时期，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第四个高潮。这一时期，我国的翻译理论的探索提高到了一个新层次，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系统的基本形成时期。

鲁迅把“信”放在首位，他对“信”是如此强调，以至于在“信”与“达”不能兼顾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信”，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宁信而不顺”的提法。鲁迅提出的这五个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鲁迅的翻译标准。

郑振铎是我国的著名作家、文学家和翻译家。在翻译理论方面，郑振铎的贡献主要是他在20年代的翻译理论建树和一生对翻译的建议之功。郑振铎指出“思想”是“完全”能译，“艺术的美”是“充分能译”。至于诗歌，他指出如果译者的艺术高，则不惟诗的本质能充分表现，就连诗的艺术的美——除了韵律外——也是能够重新再现于译文中的。这就从理论上阐明了可译性问题，为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茅盾在我国翻译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对于翻译理论的阐述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30年代中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在20年代，他的译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翻译工作的目的与功能的论述。其次，是对翻译工作者本身的条件和修养的论述。第三，是对翻译本身的艺术要求。他认为在“神韵”与“形貌”未能两全时，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文字的功用在感人，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上的少。(https://www.daowen.com)

朱光潜提出了对直译和意译的看法。他认为直译与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存在。忠实的翻译必定要能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思想情感与语言是一致的，相随而变的，一个意思只是一个精确的说法；换个说法，意味就不完全相同。因此，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理想的翻译是文从字顺的直译，这也是我国独具特点的理论见解之一。

傅雷对于中西文法差异和中文翻译语体的局限两大问题的认识较之严复与鲁迅更为透彻。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说：“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是综合的，诗的。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本来任何译文总是在‘过与不及’两个极端中荡来荡去而在中文中为尤甚。”73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风格传统信仰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如果熊掌和鱼不能兼得，该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还是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呢？”这一观点是翻译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傅雷提出了翻译应“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这一理论对翻译实践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此外，傅雷还特别强调译者本身的条件、气质对于原作的适应力。

1964年，钱钟书提出“化境”说。他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与傅氏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说法不一，但精神实质无异。其独到之处，难分轩轾。

总之，中国翻译学应该站在文化的立场上，寻求曾经孕育了她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根，重建传统，同时吸取西方翻译学的智慧，参照现实文化变迁的需要，创建一种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翻译学，只有这样，才能发展为世界性的翻译学。以此为指导，才能更好地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