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译本的不足

第二节　理雅各译本的不足

《论语》理雅各英译本自从面世以来，各方评价不一。在对其大加褒奖的同时，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辜鸿铭在其英译《论语》序中甚至说道，“自从理雅各博士开始发表关于《中国经典》翻译的最初部分，迄今已40年了。现在，任何人，哪怕对中国语言一窍不通的人，只要反复耐心地翻阅理雅各博士的译文，都将禁不住感到它多么令人不满意。因为理雅格博士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他的文学训练还很不足，完全缺乏评判能力和文学感知力。他自始至终都表明他只不过是个大汉学家，也就是说，只是一个对中国经书具有死知识的博学的权威而已。我们遗憾地得知这位大汉学家最近刚刚去世，但为了公正地纪念他，必须指出，尽管他的工作尽了力所能及的努力，是完全严谨的，但他却没能克服其极其僵硬和狭隘的头脑之限制，这是他的性情气质造成的结果。”231汉学家、理雅各的传教同仁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也曾谈到理雅各的译文呆板笨拙。且不论辜鸿铭和欧德理等的评说是否有言过其辞之处，但理雅各译本存在不足是公认的。

一、行文古涩呆板，文体止于可读

理雅各的译文显得呆板、呆滞，正如辜鸿铭在自己的英译《论语》序中所说的那样：“对于一个能够以哲学和文学的敏锐去研究像理雅各博士所译的《中国经典》这样的巨帙的笃实学生来说，无疑会对那种道德文化，或者称之为中国人文明的东西有所洞察，透见其真相。但对于绝大多数英国读者而言，我们却不能不认为，理雅各博士在其译著中所展示的中国人之智识和道德的装备，正如同在普通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穿着和外表一样，必定会使其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232(https://www.daowen.com)

对于此，理雅各也有自己的解释。在《中国经典》第一卷前言中，理雅各就对自己翻译中国经典所遵循的原则作了说明。在30年后的再版前言中，他几乎直接重复了他早年为自己所定下的翻译原则：对原文的忠实，要超出对于文体的关注。经典的权威性，决定了对于经典的翻译必须把“忠实”放在首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过程中对于文雅的、符合英文习惯的翻译不能认同接受。由此可见，理雅各本身是追求译文风格雅致简洁的，之所以没能像原文那样，这是由儒经翻译的特性所决定的。应该说，由于有详尽的注释，理雅各的译本远较其前的译本简洁多了。

至于译文的呆板，主要也是其翻译原则使然。理雅各的译文紧扣原文的语言形式，在达意的基础上，力求做到形似，几乎一字不漏，非必须，则鲜有增益，结果必然显得呆板，这与辜鸿铭的多有增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结果也是语义翻译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不能推咎于译者。

尽管如此，理雅各译文的呆板的风格与孔子的亲切自然有着很大的距离，译文中不少表达显得古涩生疏，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二、误解和误译

理雅各译文存在一些误解误译，这其中包括理解方面的失误，如：“和为贵”中的“和”，理雅各的“a natural ease（不紧张）”、“明衣”，理雅各的“clothes brightly clean”、对“至于犬马，皆能有养”的翻译等，均属此类，其他的例证在前章已讨论过，在此不再赘述；表述不合逻辑或不够到位，如：“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理雅各译文的意思是“贫与贱是人人厌恶的东西，如果不能用正当的手段得到，他们就不该避免”。显然，此句不合逻辑。“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中的爱，理雅各译为“love”，远不如“save”表达得到位。

三、语篇缺乏衔接

在语篇中，衔接手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能使得语篇前后浑然一体，又能补足原文隐含却未明示的信息。对比一下理雅各与辜鸿铭的译本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一问题上，理雅各逊于辜鸿铭。当然，这也是起因于理雅各经典翻译的原则：严格忠实于原文，绝不轻易损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