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第一座中医学校药用植物园: 苏州国医学校药物试植场

药用植物原本广布于山林野外，但由于不少药草的植株具有观赏价值，所以早在战国中期，秦孝公就建有栽植天下州府进贡的花木果蔬的“上林苑”。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重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1];并为移植岭南和越南药食两用植物起见，特地兴建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花果”[2]。

晋代开始出现“药圃”记载，东晋太宁三年(公元325年)晋明帝在都城建康(今南京)覆舟山下建北郊坛，“东近青溪，其西即药圃地”[3]。隋唐时期，不但出现了药园、药栏、药院、药畦、栽药圃、采药圃等称谓，太医署还加强了中药材种植、鉴定管理和药学教育，并创建了种植药材供应朝廷所需的国家药园:“隋又有药园师、药生等，皇朝因之……药园师以时种莳、收采诸药。京师置药园一所，择良田三顷，取庶人十六以上、二十以下充药园生，业成，补药园师。凡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花实、草石骨肉之异及有毒无毒、阴干曝干、采造时月，皆分别焉，皆辨其所出州土，每岁贮纳，择其良者而进焉。”[4]但太医署毕竟还不能称作现代意义上的学校，西学东渐后，我国现代著名生药学先驱赵燏黄于1927年在《药学专刊·创刊词》中大声疾呼“中央应设中药研究院、中药试验场、中外药用植物园”。这是迄今为止，“药用植物园”一词的最早出现。颇令我们中医学界引以为豪的是，早在1936年，有“最为完善的中医学校”之称的苏州国医学校，就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近代中医学校药用植物园——苏州国医学校药物试植场。

建立目的与经过

1933年9月7日，王慎轩将创立于1926年的苏州女科医社，“扩大范围，添设内、外、小儿诸科”[5]，在苏州穿珠巷成立苏州国医学社。鉴于“从前医生，有只能书方而不能辨认药物者”，即在校园内辟建“药园，选择土性相宜，易于滋长者，按时种植”，以使学生“得以认识各药之形象”[6]。同时还专门设有“国药标本室”，“有国产药物七百余种，每种均附以简要之说明，极便学生之研究。其有数种应辨真伪者，即附以赝品，使学者得有鉴别之经验”[7]。

1934年冬，经中央国医馆批准，苏州国医学社改称苏州国医学校。1935年春夏之交，李观明参观该校时，特别记述其“国药园”云:“园中稜畦整齐，盆盂杂陈，种植国药数十种，正在欣欣向荣之际。”[8]

随着苏州国医学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有校舍，遂感简陋，如无适当之运动场，不宜于体育之实施;三年级实习开始，原有诊疗所嫌其狭隘，且施药室缺如，不能使诊疗所有充分之发展;学级加增，教室不敷分配;宿舍不多，远道学生负笈来校者，不能尽量容纳;原有标本室，仅具规模，原支药物未能罗列;植药圃太小，不克多所栽种，以供研究之用”。经过多方考察与洽商，决定搬迁至苏州长春巷原全浙旅苏同乡会馆。此会馆有“正屋凡五进，皆极高敞;客厅在其左，花园在其右;有花厅四所，有侧厢两行，有长廊数带，有精舍三楹，有修竹千竿，又有高峙之台、翼然之亭;而叠石为山，凿地为池，鸟语花香，幽趣天然”。在规划建设新校园的过程中，“利用花园余地为植药园，移植山楂、半夏、南星、山漆、天仙藤、龙眼、萱草等鲜药百余种”。

1935年9月3日，苏州国医学校迁入新校址。一方面，将“第三进大厅”辟为“标本室，装置巨大玻璃箱橱，凡盛药锦盒以及玻璃、陶瓷各种瓶、管，无不焕然一新。原有标本、器械，尽因陈腐淘汰，另向各地搜采动、植、矿物之新鲜标本以代之，并将原支、片剂、粉剂、赝品及精制品，同列一盒为一组，各贴说明标签，详载品名、产地、科别、学名等，以资识别”[9];另一方面，“为使学生明了药物之科属、形态以及研究其培植方法起见”，在校园的西部着手建设药用植物园，“以供师生实地之研究，而谋改良之方法”[10]，并选派专门采药人员，“分赴杭州、吴兴、南京、上海、镇江等处，选采种子、苗木，着手试植”[11]。

苏州国医学校副校长兼总务主任王慎轩“对于种植国药，颇感兴趣”，但因“对于药物栽培学缺少经验与学识”，以致不能很好地种植与栽培。而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在1935年3月即建成了面积达六十多亩、种植药物二百余种的“药物试植场”[12]。1936年春季，在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的指导与帮助下，苏州国医学校“药物试植场”正式开始建立。立即派人“选购附近空地，以备辟植外，即指定校园中隙地六方(六处地方，笔者注)，鸠工恳治，建设篱笆，增添山土，先行试植”，并通过“公情私谊，向川、滇、湖、杭等地，征求种子”。

“药物试植场”虽然是“专供学生研究形态、性味之用”，但也非常注意研究各种药物的栽培方法:“每种药物之栽植，其时间之迟早、入土之深浅、施肥之多寡，均审其性质而适应之。并将经过状况加以记录，以为将来改良之凭藉”;同时，每种药物栽植以后，就委派专人“时时注意其发育形态及全盛状况，一一记之，以供参考”，还在每种药物的“枝茎之上，标以签条，凡品名、学名、科别、功效、产地等，均详加填明，俾学生得一目了然之益”[13]。

经过苏州国医学校全体师生一年多的积极努力，共征集到600余种药物的种子或苗木，但因水土、气候不相适宜的缘故，有的药物的种子“未发芽”，有的药物的幼苗“中途枯萎”，最后引种成活者共三百八十余种。

举行鲜药展览会

药用植物园略具规模、基本建成后，“负有以科学方式改进国医药之使命”[14]的苏州国医学校别出心裁地准备举办一场“鲜药展览会”。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的“鲜药展览会”，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校园开放日”，但主办方却将其目的与意义发挥到了极致。

第一，可以提振国民经济，杜绝漏卮，防止侵略。当时世界各国不仅十分重视研究中国所出产的药物，而且出口到中国的很多西药，其主要成分即提取自由中国购买的药物，往往获利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我国却不注重对中药药理及栽培方法进行研究，致使有些中医临床使用非常普遍的中药材有渐趋仰仗进口的现象，在学术与经济上造成了双重损失:

晚近西洋医学，经科学家孜孜兀兀之钻研，对于生理、病理可谓已臻登峰造极之境;至于治疗，则多数疾病均尚无特效之药。中华国产药物，虽未经科学研究，不明其理，然凭数千年经验之累积，得知其确具奇特之功效;世界药学专家莫不竞相研究其药理与栽植之方法。兹就其最著者言之:英国弗贝尔博士特赴四川峨眉山，采集新奇药物;德国认藿香为能治百病之圣药，近正辟地种植藿香草;美国加利福尼亚医药家信仰大黄治病神效，亦在广辟场地，实行试种;法国政府鉴于越南人民每年需要价值八十余万关平银之中国药材，明令奖励民众种植中药;日本三共药厂，制茵陈草为黄疸新药，制麻黄为治咳圣药“发多馨”，一面更下令朝鲜、中国台湾普遍种植汉药。近则据昭和九年之统计，年产生药五千零六十五万零七百八十九公斤，值洋八百二十三万六千三百二十八元。

回视我国，以天产药物冠绝世界之国家，只因药理之不加研究、种植之墨守成法，以致出品不良、产量不丰，非但销路日见退缩，而厚朴、川椒、独活、当归、川芎等药，反有仰给外人之势矣。坐令大好天然产品，渐遭废弃，民生疾苦，借材异邦，学术、经济两受损失，实至可笑而复最可叹也。[15]

第二，可以帮助医生认识药物，防止被药商蒙骗，提高治疗效果。当时的开业中医，大多不能辨识药物的真伪与优劣，而贩运药材的不良商贾往往以假乱真，以次充好，致使中医临床治疗效果大受影响:

古时之医，多自备药物，搜采炮制，必皆躬亲，其于药物之形状、产地，固知之甚详;其所用药亦必真而无伪。后世人事渐繁，医药分途，而药之采集种植、运返销售，成为药贾之专业，医者惟知其性味、功效而不复究其收采、炮制、形态、产地矣。故今时之医，大多不识药之真面目;甚者，动、植、矿而不能分，更无论药之真伪矣。而习俗相沿，每有名实不同者，如苏地白薇为白前，以白前为白薇，以相思子为赤小豆，且商人重利，多以伪乱真、鱼目而充明珠，令人莫可究辨。益以药之种植、炮制，未能悉合其法，性味不免少异，其治疗之价值因以大减。至于今日，国药之混杂凌夷，可谓至于极矣。[16]

第三，可以提高中医学术水平，传承中医，振兴中医。当时“废止中医”的不和谐之音尘嚣甚上，中医处于风雨飘摇之秋，频遭物议，而能卓然屹立于社会并得到广大群众所信任者，端赖中药;但由于普遍缺乏对中药栽培种植的研究，长此以往，不但不足以与西药相争衡，而且先人留传下来的学术精华，恐怕也将消失殆尽:

回顾国医与国药，昔者，医自采药，备以取用，药者即医，医药无所分，故医者咸知药之真伪精劣，且炮制修合之法，亦能为之;疗治之际，自无医药隔阂之弊矣。迨乎宋元以后，医药分歧，于是为医者但以研究药物之功效，为医疗施治之张本;医不备药，而药物之采备、炮制，悉以药工任之;其间流弊百出，亦勿之顾也。降至今日，为医者不但药物炮制修合之法，固无所知。即其真面目之能识得一二者，盖亦稀矣。夫医者既不识药，则药物之形态、形状，全无所晓，遑论其他研究之道哉! 研究之道未由，则对于国医唯一之生命莫能保，其不灭亡者，更待何时耶? 故为今之计，宜作彻底研究之办法，以提倡种植鲜药为要务。凡医者，应将各种药物提倡自行种植之，宜其土壤，适其栽培，干则依法收之。如是者，则药物之宜燥、宜湿、适寒、适热，皆得以详审，而对于医疗作用上之研究，殊有不少之资助也;且药物之种植既多，其产量亦增，大可供尽量科学者之研究也;如分别其形态科属，化验其成分结构，推究其药理作用，证之以古人经验载述，庶中国之药物得以阐扬光大于世，亦即国医之基础巩固，而数千年之学术方能永传不替，固不仅目前之危局得以免也。[17]

第四，可以向民众宣传普及中药常识，激起社会对中药研究的兴趣和重视，“如有热心人士，继起提倡研究，俾国药效能，日益发明;国药制品，日益精良;国药生产，日益丰富，则不特我国医药界之无上光荣，抑亦中华民族之无穷福利也”[18]。所以，“将所植药物，公开展览”，可以增进“各界人士于认识研究国药之前途，而为整理改进国药之张本。若谓本会之举，不过供一时之欣赏，则大非本会之主旨”[19]。

于是，“为唤起国人对于国药研究与栽培之兴趣，俾挽救民族经济之衰落起见”[20]，苏州国医学校于1936年10月3日在校园内举行了“鲜药展览会”。上海《新闻报》记者朱君宜对此报道说:“鲜药展览会，在我国还是一个创举”，“引起了全国国医界热烈的兴趣。三日来，京沪一带名医参与斯会者，达五百余人之多;南京方面，还有许多西医特地赶来参观，造成了空前未有的盛举。”[21]

总之，“鲜药博览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大大提高了苏州国医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

[1] 《三辅黄图·卷四》

[2] 《三辅黄图·卷三》

[3] 《建康实录·卷七》

[4] 《新唐书》的记载基本类似:“京师以良田为园，庶人十六以上为药园生，业成者为师。凡药，辨其所出，择其良者进焉。(太医署)有府二人、史四人、主药八人、药童二十四人、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新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三十八·百官三》)。

[5] 本校十年来之回顾．苏州国医杂志，1935(7):10．

[6] 杨梦麒．苏州国医学社之概况．国医学社第一学期纪念刊，1934:13．

[7] 李观明．苏州国医学校参观纪．医界春秋，1935(102):37．

[8] 李观明．苏州国医学校参观纪．医界春秋，1935(102):37．

[9] 张又良．本校迁移之经过．苏州国医杂志，1935(7):1－2．

[10] 李静子．鲜药展览会开幕前奏．苏州国医杂志，1936(11):30．

[11] 本校鲜药展览会宣言．苏州国医杂志，1936(11):28．

[12] 于达准．江苏省立医政学院附设药物试植汤过去一年之工作概况．医事公论，1937，4(15):17．

[13] 张又良．本校添设药物试植场之经过与现况．苏州国医杂志，1936(11):29．

[14] 本校鲜药展览会宣言．苏州国医杂志，1936(11):28．

[15] 本校鲜药展览会宣言．苏州国医杂志，1936(11):28．

[16] 李静子．鲜药展览会开幕前奏．苏州国医杂志，1936(11):29－30．

[17] 本校鲜药展览会之意义．苏州国医杂志，1936(11):31．

[18] 本校鲜药展览会宣言．苏州国医杂志，1936(11):28．

[19] 李静子．鲜药展览会开幕前奏．苏州国医杂志，1936(11):30．

[20] 本校鲜药展览会宣言．苏州国医杂志，1936(11):28．

[21] 朱君宜．鲜药展览会归来．苏州国医杂志，1936(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