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第一个中医教育研究团体:中国医药教育社
近代第一个中医教育研究团体:中国医药教育社
民国以降，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医学界为争取加入国家教育系统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可歌可泣、胡炳千秋、永载史册的斗争。在此期间，诞生了我国第一个中医教育研究团体——中国医药教育社。
成立经过
自1912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发生后，中医界就展开了上书请愿、集会游行的不懈努力，但直到1938年，虽然已有众多的私立中医学校，但中医还依然没有被纳入教育系统。当时被公认为“中医领袖”、担任中央国医馆副馆长及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委的陈郁，“认为要彻底革新中医学术，那么从教育着手，实在是最基本、最合理的办法”，于是就联合饶凤璜、张简斋、陈逊斋、时逸人、曾义、王药雨、胡书城、陈震异、高德明作为发起人，于1938年10月12日，共同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递交了《为组织中国医药教育社报送会章申请备案呈》:
“查中国医药学术，应编入教育学制系统，前经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并由国民政府于二十六年四月二日以第二二一号训令，令行政院分行教育部及卫生署遵照办理在案。惟事关建立及刷新中国医药教育，所有教育上应有之一切措施，如教学方法之订立、课程标准之草拟、各科教材之编纂、师生资格之规定，苟非有专门研究机关或团体，从长究讨，慎重研究，决难期其周密。发起人等有鉴于斯，爰纠合全国对于中国医药教育富有经验学识之专家，组设中国医药教育社，拟对上列各项问题，加以合理之讨论、具体之筹划，并将研究所得，公诸社会，或备政府咨询，庶中国医药教育得以导循正轨，迈步修途，实于医药学术、教育设施，两有裨益。兹经拟具本社《章程草案》十二条，除呈教育部备案外，理合检同原《草案》，呈请鉴核，给予许可证，实为公使。”
1938年11月11日，中央社会部许可成立。11月13日，召开发起人大会，推选陈郁等7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着手进行筹备工作，修正《章程草案》，分别呈请社会部、内政部、教育部备案[1]。经核准后，于1938年11月20日召开成立大会，并推选陈郁、曾义、高德明、张简斋、饶凤璜、时逸人、王药雨、蓝伯熙、陈震异为理事，陈郁、曾义、高德明为常务理事;陈逊斋、邱啸天、胡书城、王伯陶、高星垣为监事。聘请陈立夫为名誉理事长，焦易堂、何键、朱庆澜、凌璋、颜福庆、彭养光为名誉理事[2]。
组织规程
中国医药教育社以“研究并刷新中国医药教育”为宗旨，主要任务是:“中国医药教育问题之研究改进”“中国医药学校教学方法之设计及材料之编订”“中国医药图书馆陈列所及展览会之筹设”“中国医药教育团体及工作人员之调查统计”“其他有关中国医药教育改进事项”。
凡富有中医药之经验或学识者，经该社会员2人以上介绍，提请理事会审查通过后，即可成为正式会员。设立理事会、监事会综理、监督会务，由会员大会选举理事5～9人，监事3～5人。经费除会员费及其他收入外，并接受卫生及教育机关团体的补助[3]。通讯地址为重庆市长安寺半边街15号[4]。
主要工作
中国医药教育社成立后，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诸多工作，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拟订《中医学校教材编纂标准》并编纂教材。
教材是学校的骨干，没有教材就根本谈不上学校。而当时全国中医学校虽然数目众多，但却没有一套统一的教材，致使“凡是在中医院校当过教授的人，一谈起教材，没有不头痛的。选用旧有的书吧，实在太陈腐了，那么就用现代的读物，却又觉得和中医学术毫不相干。以上是教授的苦衷。至于学生呢? 今年在甲校所读的，也许是‘阴虚阳盛’‘肝木克土’，明年转入乙校去读，所讲的说不定会变成‘循环障碍’‘神经刺激’，也同样地弄得有苦说不出”[5]。中医教材为什么不能够统一? 主要原因就是缺少一个全国一致的教材编纂标准。于是，在1938年12月11日召开的第二次理事会会议上，中国医药教育社成立了教材编纂委员会。
张简斋
主任委员 张简斋
委员
陈 郁 曾 义 高德明 饶凤璜 时逸人 王药雨 蓝伯熙
陈震异 陈逊斋 邱啸天 胡书城 王伯陶 高星垣 侯蒸楫
胡光慈 江龙柏 康昭谨 谢祖熊 王德君 张轼儒 谢利恒
沈仲芳 丁仲英 顾渭川 魏志学 徐少圃 徐相任 龚醒斋
冉雪峰 承澹盦 郭若定 谭次仲 吴涵秋 陈封怀 王从道
王福民 戴虹溥 陆继韩 沈仲圭 胡颂芬 邹云翔 许锡彦
唐世丞 刘仲舆 李文彬[6]
并专门拟订了《教材编纂标准》:
总则
一、本社医药教材之编纂，以采取应用科学方式，阐明中国医药学术精义，使纳入现代教材规范，并创造综合性中华新医学为宗旨。
二、教材包括主要教本及参考书籍两大类，概依专门著作体裁，分门编纂，以供中医专校讲授或学者研究参考之需。
三、编纂教材，力求态度平正、体例谨严，凡所持论，概依真理实象为依归。
四、病名以中医习用之名称为主，但得注以西医病名，其在中医尚无正确病名者，得暂用西医病名。
分则
一、下列各科教材，可利用现有书籍，暂不另行编纂。
1．物理学2．化学(包括分析化学、有机化学)3．生物学4．解剖学5．生理学6．生物化学7．细菌学8．寄生虫学9．实验诊断学10．放射学11．法医学12．战时救护训练
二、下列各科教材，应尽量采取中医实用资料编纂，并得略参西籍补充。
1．生药学(特别注重中药之鉴别、用法等)2．药化学(特别注重中药之化验结果等)3．药理学(特别注重中药之生理作用等)4．方剂学5．病理学6．物理诊断学(特别注重症候鉴别)7．内科学8．外科学(包括正骨科及伤科)9．小儿科学10．妇产科学(产科宜兼采西医手术)11．皮肤花柳科学12．眼耳鼻喉科学13．精神病及神经病学14．针灸科学15．按摩科学16．中国医学史
三、下列各科教材，就同仁研究所得，分别编纂，以为学校教科选材或参考资料。
1．中国药学史2．中国疾病史3．中国医政史4．中国药产调查5．中药名称订正表6．其他
附则
一、中医学术中，如五行生克、五运六气、司天在泉、河图洛书、太极八卦等学说，在中国医学上，占有相当地位，惟非初学者所能领悟，拟就各家主张另行专门研究。
二、《内》《难》诸书，文义深奥，历代翻刻，不无错简，欲责初学了解，殊非易易。除采取实用资料分别编入教材外，仍将原本及各家评释，作为参考用书[7]。
依照上述标准，中国医药教育社尝试编纂了多种教材，如谢观与秦伯未等合编的《内科学》、胡光慈编的《小儿科学》、康昭谨编的《诊断学》、刘仲舆编的《针灸科学》、许锡彦编的《时病讲义》、高德明编的《实用方剂学》、陈郁编的《妇产科学》等。在教材尚未全部编纂完成的时候，就选择几种呈送教育部审查，总的评价意见是:“查该社所呈七种，以《实用方剂学》《针灸科学》及《妇产科学》之关于‘备考’部分、《诊断学》之关于‘望诊部分’，均尚多可取之处;其余各篇，尚应再加研究。”[8](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制订《中医专科学校课目表》。
早在1937年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9次会议就决定由教育部会同卫生署中医委员会，参照《医学专科学校暂行科目表》，拟订《中医教学规程》[9]。因全面抗战开始，政府迁都，此案遂被搁置。中国医药教育社成立后，“觉得仅仅自己几个人编些教材，这对于整个中医教育，显然不会起多大的改进作用”，为使全国中医学校的教学科目趋于统一、规范，以保证教育质量，由陈郁、高德明作为负责人，拟订了《中医专科学校暂行科目表》[10]，并于1939年4月由教育部公布，使得中医在名义上已经列入国家教育系统。
第三，主办中医研究班。
中国医药教育社在申请成立之初向中央社会部递交的《章程草案》中，“训练医疗技术人员”就是其宗旨之一。因当时中医教育尚未被国家所承认与认可，所以在经社会部、内政部、教育部审查后，正式公布的《章程》中删去了这一宗旨。
1939年3月，卫生署中医委员会委托中国医药教育社训练中医人才，经理事会决议，在重庆设立中国医药高级讲习所。正准备开始招生时，适值日寇对重庆进行大轰炸，各机关团体都奉令疏散，举办讲习所的事宜自然不得已而停顿下来。
1939年11月，重庆的安全状况略为改善与安顿，即着手准备继续开办事宜。但鉴于此时日寇仍不时进行轰炸的客观形势，为了适应环境便利和进行起见，中国医药教育社建议改用“研究方式训练”，卫生署对此表示赞同，遂于1940年春，开设了“中国医药教育社研究班”。当时报名参加者，非常踊跃，达四五百人之多，但因对报名者提交的代表其学术水平与素养的著作或论文的审查比较严格，最后只录取了三十多人。
研究班以“启发与自动并用，以养成研究员自动研究之能力与兴趣”为主办目标，学习科目为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方剂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针灸按摩科学。学习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注重医药理论学习，“采用综合及分析方法”;第二个阶段注重临床技能培训，“采用实验及统计方法”。学习方式采取“通讯”“集合”“实地”三种形式:
“通讯研究”，由指导老师编撰学习资料，印发各学员学习，如有疑义或其他不同见解时，可以通过信函的形式径直向原编撰人员质疑或提出意见。
“集合研究”，由中国医药教育社每月指定一日或数日，作为学员“集会期”，口头交换平日学习心得及疑义，并请指导老师参加，或答疑，或释义，或指点迷津，务使学员涣然冰释。
“实地研究”，由中国医药教育社会商卫生署中医救护医院或重庆其他设施完善的中医院，将研究班学员派送其处临床实习。
可见，该研究班是集函授教育、集中培训、临床侍诊于一体的中医教育模式。应该说，这种因时因地制宜的办学模式，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是非常适宜的，并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与效果[11]。
1944年9月，中国医药教育社又与卫生署陪都中医院合办中医高级研究班，陈郁理事长亲自主持，胡光慈任教务主任，也分为理论与临床两个阶段，“专任讲师:陈逊斋、邱啸天、高德明、王福民、李汝鹏、刘仲舆、许学源、刘郁周，特约讲师:张简斋、宦世安、郑曼青、张友之、卓海宗、殷升平、唐阳春、曾义、濮青宇、张茂芹”;第二学期，为进一步“注重临床学科”学习，聘请原江北卫生院院长程荣梁担任生理解剖学、病理细菌学教师，常续和讲授诊断学[12]。1945年7月29日，在重庆青年宫交谊厅举行毕业典礼，毕业学员七十余人[13]。
第四，举办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
为促进中医科学化及提高医疗效率起见，1943年4月卫生署委托中国医药教育社在重庆市区筹设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14]。起初，中国医药教育社并不想接受这项任务，觉得主办治疗所好像不是自己应有的任务。但后来仔细一想，认为办教育不一定要拘泥于教学的形式，随时随地都可以运用不同的形式和阵地来开展教育工作。于是，立即草拟了一个筹办计划呈送卫生署审核，并积极着手筹备工作[15]，并于1943年6月21日正式成立[16]。
治疗所所长由中国医药教育社理事长陈郁担任，卫生署中医委员会委员高德明被卫生署任命为副所长。治疗所的应诊医师共有二十余人，凡是当时在重庆的著名中医，如张简斋、陈逊斋、邱啸天、胡书城、张锡君、宦世安、郑曼青、胡光慈、康昭谨、方丙寅、董立侯、邹云翔、刘郁周等，差不多全被罗致。
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虽然从开办到停业不足八个月，但却办的红红火火，风生水起。1943年10月3日《新华日报》报道:“中医内科治疗所公布治疗统计，百天内应诊二千六百人。”至1944年2月15日停诊时，共计诊治患者5129人(《全国卫生行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更重要的是，治疗所在举办形式与方法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特色与创新。
其一，处方笺比较详尽，除了记载病名、症候、诊断、疗法、方剂、调剂及服用方法、服药宜忌各项外，还附有“服药后报告”，由病人填写服药后的病情变化，并寄回治疗所，以便统计治疗效果。
其二，医师之间互助合作，不仅杜绝了过去中医同仁最爱批评别人的药方不对，以显示自己高明的坏习气，而且在治疗上表现了充分合作互助的精神。如高德明对于消化系统疾病治疗经验丰富，凡是遇到胃溃疡、肠癌的患者，治疗所的医师就让他来帮同诊治;胡光慈对于麻疹、肺炎，很有经验，方丙寅对于神经或运动障碍疾患，能用针灸提前治愈，当遇到这些疾病的时候，就让他们两位诊治。这样，效果自然很好，病人当然满意，治疗所的信誉也不断提高。
其三，在诊断与治疗方法上，完全采用新的理论与技术，大受病人欢迎，尤其是公务员和学生，对治疗所非常信赖[17]。
抗战胜利后，中国医药教育社迁往南京，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通讯地址是南京七家湾24号侧门陈郁宅[18]。1946年，计划开设中国医药人员训练所，分医学和药学两班，分别培训高级中医师和中药调剂人员，但囿于时局，未能举办。南京解放前夕，陈郁迁往香港，中国医药教育社遂自行解散。
综上所述，中国医药教育社在特殊的年代与环境里，为摸索与推动中医教育事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高等教育院校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689－693．
[2] 中国医药教育社第一届职员名录．复兴中医，1940，1(1):47．
[3] 中国医药教育社章程．复兴中医，1940，1(1):46－47．
[4] 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编．全国性特种社团一览(1941年3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278．
[5] 高德明．中国医药教育社的成长与发展．新中医，1946(1):6．
[6] 中国医药教育社第一届职员名录．复兴中医，1940，1(1):47－78．
[7] 中国医药教育社教材编纂标准．复兴中医，1940，1(1):49－50．
[8] 高德明．中国医药教育社的成长与发展．新中医，1946(1):7．
[9] 卫生署中医委员会会同教育部拟订中医教学规程．光华医药杂志，1937，4(6):封1．
[10] 高德明．中国医药教育社的成长与发展．新中医，1946(1):7．
[11] 高德明．中国医药教育社的成长与发展．新中医，1946(1):8．
[12] 中医高级研究班下学期已经开学．新中华医药月刊，1945，1(2－3):35．
[13] 中医高级研究班举行毕业典礼:毕业学员七十余人．新中华医药月刊，1945，1(7－8):10．
[14] 卫生署委托筹办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广东医药旬刊，1943，2(1):25．
[15] 高德明．中国医药教育社的成长与发展．新中医，1946(1):9．
[16] 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于六月二十一日开幕．新华日报，1943－7－2．
[17] 高德明．中国医药教育社的成长与发展．新中医，1946(1):8－9．
[18] 社会部直辖普通自由职业团体通讯一览表(1948年□月□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