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病因病机

在病因研究方面，宋以前论述病因基本沿袭《诸病源候论》之说。南宋医家陈言于淳熙元年（1174年）撰《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在张仲景“三因致病说”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按病因来源、发病过程，将复杂的病因明确分为3类。一为内因，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二为外因，即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和瘟疫之气；三为不内外因，即六淫七情以外的致病因素，如生活不节、虫兽所伤、金疮折跌等。并以此分列病证，每类证后均有论，法随论立，方随法定，立法处方严谨。陈言三因说的提出，发展了中医病因学说，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一直为后世病因著述所遵循。(https://www.daowen.com)

在病机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有很大发展。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济生方》等对脏腑虚实寒热病机的研究，更为深入，并有不少新说阐发。宋代医家总结的三焦病机，也值得关注。除三焦病气不升降、水道不利外，还有三焦病不得大小便、三焦咳、三焦俱虚等论述。其中，“热结上焦，致风气上行”“下焦热结，气逆，呕吐不禁”等说，颇有新意。对于血证的病机，宋代医家认为与心、肝、脾三脏关系最为密切。对痰饮病机的讨论，则大多注意到与脾胃不调、三焦气涩相关。而对“涎”的论述，则有创见，如史载提出，痰涎乃气急不顺所致，分为风涎、热涎、冷涎、病涎、虚涎、毒涎6种。其突出的代表人物有：钱乙、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王好古等。凡此，都对后世病机理论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