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科
明代内科发展，主要体现基础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如对脾肾、肝肾、脾阴的探索，命门学说、三焦理论、奇经八脉的研究等，从而形成许多新的学说观点。丰富了中医脏象理论体系，造就了大批名医，使内伤杂病诊治特色突出，医著明显增多，对后世医学发展影响深远。
明代医家首重脾肾研究者，当推薛己。其重视甘温生发脾胃阳气，临证注重脾与肾命之辨证，治疗用药以温补著称，对后世温养理论颇多启发。此后，李中梓、汪绮石等都对脾肾并重说作进一步阐发。对肝肾关系，李中梓主张“乙癸同源，肝肾同治”，阐述精辟，其“乙癸同源论”遂为传世名言。明代诸多医家对脾阴的研究也日益深入，无论在病因症状及治疗方面均有阐发，其中以缪希雍制甘寒法补养脾阴更为突出。这一时期，命门学说得到发展和完善。虞抟等很多医家不赞同《难经》“左肾右命门说”，另立新论，提出“肾间命门说”。李时珍主张“命门有形说”，孙一奎创论“肾间动气说”，赵献可确立“命门君火说”，张介宾强调命门“真阴之藏说”，可见明代对命门的研究，已进入比较深入和全面的阶段。对三焦的研究，当时主要集中在三焦形质上。主张三焦无形的医家以孙一奎为代表，提出三焦有形则以虞抟、张介宾为代表。三焦有形说的出现，对清代医家很有影响。李时珍对奇经八脉的研究，使奇经论治有了新的提高，更切合临床实际。
这一时期杂病辨证论治成就卓著。如有关中风理论，以缪希雍“内虚暗风”和张介宾“非风”说最为重要。对血证论治有了较为全面的辨析，出现缪希雍“治血三法”“吐血三要”，张介宾血证用药法，程履新“血证八法”。对虚劳则形成多种治法，并出现专著。凡此，都是明代内科迅速发展的反映。
（一）《内科摘要》
薛己（1488—1558年），字新甫，号立斋，吴县（今属江苏苏州市）人。出身中医世家，幼承家学，精研医术，过目成诵。原为疡医，后转攻内、儿科，各科均有成就。22岁补为太医院医士，28岁擢升为御医，33岁升南京太医院判，嘉靖年间（1522—1565年）升任院使，不久辞官还乡，治病救人。著述甚多，嘉靖八年（1529年），撰成《内科摘要》2卷，初刻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又称《薛氏医录》。《内科摘要》是薛氏诊治内科杂病的经验实录，也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本以内科命名的医籍。其学术注重脾胃虚损，重视肾中水火与脾胃的关系，强调脾胃并举，力主温补，治以补中益气汤和肾气丸。他的医著在万历年间被吴琯辑为《薛氏医案二十四种》。
（二）《景岳全书》
撰者张介宾（1563—1640年），字景岳，号通一子，山阴（今属浙江绍兴市）人。约于崇祯九年（1636年），撰成《景岳全书》64卷。该书在理论上对阴阳、命门、相火等学说作精辟阐述，书中论病颇多创见。如主张以壮水制阳、精化为气法治阴虚伤寒，以温补阳气、托散表邪法治阳虚伤寒；以培补真阴治类中风，以壮脾胃之母治久痢。张氏治病重视“治形”，指明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填补精血以益真阴。临证善用熟地，认为凡杂病而命门不足者皆可用之，开拓了临证一大法门。该书十分强调人身阳气的重要，特重虚证、寒证辨治，大倡温补之法，借以纠正“痛无补法”“肝无补法”“痢无止法”“见血无寒”等偏见。在使用补法时，还特别指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生而泉源不竭”；并创立左归丸、右归丸，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https://www.daowen.com)
（三）《医学正传》
撰者虞抟，字天民，号恒德老人，义乌（今浙江金华市义乌）人。《医学正传》于正德十年（1515年）成书，首载“医学或问”51条，以问答形式探讨医学源流、亢害承制等医学理论，评析庞安常、李东垣等名家诊治经验，阐发其阴阳气血、命门相火等学术见解，以申明先哲言不尽之义；其后主要论述内科病证，并涉及其他各科，共列病证71门，载方928首。每种病证基本包括论、脉法、方法、医案4方面内容，尤以虞抟临证所见颇有新意。该书强调后学不可固执古方以售今病，主张融会贯通各家之长而不蹈偏门。对后世中医临证研究有相当价值。
（四）《证治准绳》
撰者王肯堂（1549—1613年），字宇泰，别号损庵，金坛（今属江苏常州市）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曾授翰林院检讨，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交往密切。因朝廷不纳他抗倭疏议，愤然辞职回乡，重操少时喜爱之医学，边疗民疾，边撰医书。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历10年编撰成《证治准绳》44卷，初刊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该书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大成的名著，包括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幼科、妇科共6科，又称《六科准绳》。其中《杂病证治准绳》论述黄疸、咯血、便血、腹泻、眩晕、头痛、狂、癫、疠风、目痛、雀盲等各种内伤杂病。该书以证治为主，每证引《内经》《伤寒杂病论》及金元医家学说，结合已见论述，条理清晰，议论持中，选方较精，颇受后世医家好评。
（五）《理虚元鉴》
撰者汪绮石，约成书于明末，2卷。该书是虚劳证治专著，认为虚劳病因有六：即先天之因、后天之因、痘疹及病后之因、外感之因、境遇之因、医药之因。对虚劳病因，从阴虚和阳虚两方面分析，提出“阴虚之症统于肺”“阳虚三夺统于脾”之说。在治疗上发前人所未说，治阴虚，主清肺；治阳虚，主建中。强调以肺、脾、肾为“治劳之三本”，更以肺、脾两脏尤为重要。提出补肾水者，不如补肺以滋其源；补命火者，不如补脾以建其中；自创不少方剂。汪氏在虚劳证候辨治及立法、制方、用药等方面都有独特见解和经验，在虚劳病治疗和预防上也有所发挥。认为“虚劳当治其未成”，提出六节、八防、二护、三候、二守、三禁等预防要点，对后世虚劳病的诊治影响颇大。
这一时期较有名的著作，还有王纶《明医杂著》、龚廷贤《寿世保元》、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秦昌遇《症因脉治》、胡慎柔《慎柔五书》等。此外，医案著作渐多，较著名的有汪机《石山医案》、孙一奎《孙文垣医案》等。而以江瓘父子所辑《名医类案》影响最大，可谓开选编古人医案于一书的先河。该书所选名医医案，以内科病案为主，兼及各科，辨证精详，治疗效验，多为后世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