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战法之四：改善生活方式
这一节实际上是上一节的继续，还是关于控癌战中“根据地建设”的问题。毛泽东说，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去了依托”。毛泽东又说：“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在百余年与癌症斗争的过程中，人们想到的主要是如何通过外力去消灭癌症。最早是希望通过手术切除根治癌症；后来发现放射线，增加了放射治疗这一法宝；20世纪40年代的药物化疗，至今仍为癌症临床的重要疗法；癌症的早诊早治使消灭肿瘤疗法的疗效进一步提高；因早期诊断的进步，促进了微创观念和肿瘤局部治疗的问世，在消灭肿瘤的同时减轻了对机体的损害；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促使分子靶向治疗的出现并描绘了“精准医学”的前景。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寄希望于“外源”，而较少关注“内源”，特别是如何调动病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体有巨大的抗病潜力。这就好比在建立根据地时单纯依靠上级给予的条件设施，而不进行自力更生的根据地自身的建设和训练，是难以成功的。
笔者在2011年出版了《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这部高级科普读物，在“改造机体，治本之道”一章中有这样一个题目：“游泳和买菜能否作为‘处方’”（图15-1），那时是作为问题提出的，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游泳和买菜可以作为处方”，因为有了科学依据。
图15-1 游泳和买菜可以作为“处方”(https://www.daowen.com)
在笔者近半个世纪的肿瘤临床实践中，发现有疗效的外源性药物和制剂，很多都不能停用。而有效药物大多都有副作用，妨碍了长期应用。一旦停用，癌症又死灰复燃，再用效果就差一些，几个回合下来，常常还是以病人死亡而告终。最新的分子靶向治疗也不例外（图15-2）。我们是最早发现干扰素α对肝癌术后有一定预防转移复发作用而用于临床的。然而在临床随机对照研究中观察到，一年半的疗程结束后停药，一些病人又出现癌症反跳。如果停药后再用，效果就差得多。为此不得不要求病人长期应用，甚至终身应用。理论上基因治疗应该可能达到长期表达的目标，然而种种复杂的原因使这种疗法迟迟难以问世。这就好比完全靠借钱过日子，这种被动的局面永远也不会终结。
图15-2 分子靶向治疗停药半年复发
那么有没有办法让病人产身内源性的对抗肿瘤的东西呢？这一节打算探讨一下通过病人主动改善生活方式来控制或协同控制癌症。
如果将在控癌战中改善生活方式比喻为在战争中改善经济工作，那就要注意毛泽东所说的“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只有开展经济建设，才能使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同理，只有改善生活方式，才能使控癌战得到一定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