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的遗憾和奥巴马的雄心

2011年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刊出了“向癌宣战40年”的专辑。这个专辑记载了1971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国家癌症法》，大规模增加了癌症研究经费，制定了国家癌症研究计划，发出了对癌症宣战的号角。40年间美国对癌症防治与研究投入了900亿美元。结果有喜有忧，喜者美国部分癌症发生率与死亡率已开始下降，忧者癌症至今仍为美国和世界人口死亡的主要疾病（图21-3）。

图21-3　美国癌症研究40年的喜与忧

应该说，这40年美国癌症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如果简单报一下部分流水账，也很可观：沿用至今的干扰素（一种细胞因子）和三苯氧胺（Tamoxifen，抗雌激素治疗剂，主要用于乳腺癌）便是1978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1983年建立了免疫缺陷小鼠，用它建立的模型，使人癌实验研究成为可能，也沿用至今；1989年的诺贝尔奖表彰了第一个原癌基因的发现者；1992年FDA批准紫杉醇（Taxol，来自植物的抗癌药）治疗乳腺癌；1998年FDA批准赫赛汀（Herceptin，一种单克隆抗体药物、分子靶向治疗剂曲妥珠单抗）治疗HER2这个分子阳性的乳腺癌；2005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启动了癌症基因组计划；等等，都在癌症研究与治疗上写下浓厚的一笔。

然而，如果尼克松看到2014年《柳叶刀》（Lancet）的这篇文章（图21-4），一定会感到沮丧，因为这篇文章的结论是“40年的抗癌战并未取得成功”。这篇文章认为，抗癌战需要反思，从而提出需要全方位的新视野，包括个体化、综合和动态治疗。也许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笔者以为，40年的抗癌战成绩肯定，但未全胜，问题出在基于对癌症认识基础上的战略研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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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抗癌战40年并未取得成功

据2011年《科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2008年11月4日至2017年1月20日在任），他的母亲1995年死于卵巢癌。奥巴马上任后，便增加了癌症研究的经费，2009年奥巴马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拨款1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癌症研究。这一年还修改了1971年的“国家癌症法”，使更多癌症患者获得预防和早期发现的机会。同年又拨款10亿元用于癌症的基因和靶向治疗等研究。可以看到，美国在最近的几十年，不断强化了对癌症研究的投入。

图21-5　癌症的精准医学

2015年，奥巴马提出了“精准医学”计划，而癌症便是这个计划的一个重点，其核心是癌症的个体化基因组研究（图21-5）。顾健人院士曾为此发表文章，大意说：推动精准医学，实现治愈癌症的理想，是美好的愿望。但美国和欧洲医学界尚未对精准医学的定义达成共识；就可行性来说，基于当前的医学水平，在癌症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面，尚无法真正做到“精”和“准”。 2015年《癌细胞》（Cancer Cell）的一篇文章（前面图17-4）说：基于基因靶向的精准医学，因肿瘤的异质性而受限。加上“癌症是一个移动的靶”（Komarova NL. Cancer: A moving target. Nature， 2015），使“精准”更为困难。

笔者对此的态度是：对于“精准医学”，既要学，不学就要落后，因为这是几十年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收获，但也要质疑，不质疑，就会盲从，需要结合国情，结合中国思维，洋为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