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理投入上，加大政府对“村改居”社区建设的扶持倾斜力度

加大社区投入，减轻股份公司负担，给村民以市民待遇是城市化时政府进行转地时对村民的承诺。承诺是否兑现决定着社会成员对政策和政府的信任程度，也决定着社会成员的合作。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信任程度决定社会成员的合作方式、合作范围、合作深度、合作成本。信任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直以来，国家实行的是公共产品的二元供给制度。城市公共产品由政府解决，农村公共产品则由村民自己提供。因此，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普遍比城市要落后。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深圳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相比较全国水平而言，无疑是高的。但是，这些公共产品都是村民以土地资源为代价获得。换言之，因为原来的“农村体制”的土地收益保障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但城乡的公共产品差异明显，城乡建设的差距较大。

深圳城市化的目的，就是要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特区内外的全面均衡发展。2004年，深圳将200多平方公里的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按照城市管理体制，政府就应当承担社区公共产品，承担起社区在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职责，减轻社区居委会对“村改居”社区股份的依赖。在城市化转地过程中，政府承诺让村民享受市民待遇，实施村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三年过渡期满以后，全部接管“村改居”社区的各项公共设施，加大对“村改居”社区的投入，提升“村改居”社区的生活环境、居住环境。(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城市化这么多年了，居民的感受与转制前变化不大。特别是过渡期满以后，由于政府财力有限，新成立工作站占用了大部分的社区工作经费，加上社区股份公司不再对社区建设投入，真正用于社区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费用并没有太大的增加。社区的公共产品提供甚至还出现了原来没有的问题。就拿社会保障来说，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的“安全网”，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政策下，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异非常大，在农村，真正意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缺失的。土地是国家赋予农民社会保障的载体。城市化以后，“村改居”社区的土地全部国有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已丧失。政府承诺“村改居”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但由于社保政策配套改革的滞后，“村改居”社区居民仍然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现在的结果是，村民交了钱才能享受社保，不交钱不能享受，这也与城市化前没有区别。正因为对社区的投入不足，社区的现状变化不大，“村改居”社区居民堆积着不满，也充满了对政府和政策的不信任。

发展的主要目的是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让全体人民充分享受成果，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发展公益事业，扩大公共服务，加大公用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强社区建设，因为加强社区建设可以让全体居民直接分享其中的便利。“村改居”居民在城市的发展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期待自己也能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因此，加大对“村改居”社区建设的投入，对于弥合二元制供给体制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应的不足，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兑现政府城市化的承诺，增加社会信任，实现社区合作、社区共建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