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洪范》潜在美意识考辨
《尚书》是一部上古时期的政治文献总集，向那些“谟”“诰”之类的文件去寻“美”，需要穿透一层厚厚的政治意识，才能辨识出如“休”这样点滴的美意识，但其中有一篇题曰《洪范》，有部分内容似乎呈现了先民对于“美”的原始感觉。
《洪范》，周武王时代的文献，其始曰：“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箕子是殷商故臣，因直言谏纣王受到迫害遭流放，周武王夺得天下后，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商旧地，并召回先朝贤臣箕子（后封于朝鲜，成为朝鲜开国之君），并请教其“彝伦攸叙”（孔颖达疏：“天子定民常道所以次叙”），于是，“箕子为陈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所叙之事有九：一曰“五行”，二曰“敬用五事”，三曰“农用八政”，四曰“协用五纪”，五曰“建用皇极”，六曰“乂用三德”，七曰“明用稽疑”，八曰“念用庶征”，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这就是“洪范九畴”，据箕子说是上天赐给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其中“五行”“五事”“三德”“庶征”四畴中有隐约的美意识，试分项述之。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五行”列举的是与先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五种物质，既是他们物质生活的要素，也是从事物质生产的要素。孔颖达说：“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体性，第三言其气味，言五性异而味别，各为人所用。《书传》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五种体性是：水性滋润万物而流下；火性炎热升腾而向上；木性刚柔适中，在匠人手中可变曲为直或变直为曲；金性（如铜）可熔化变形铸造出各种器具（如兵器、鼎等）；土性肥沃适宜禾稼生长。由五性又推出“五味”：水“久浸其地，变而为卤，卤味咸”；火“焚物则焦”，烧焦之物味苦；木生果，果味多酸；金在火中熔铸，产生刺鼻的气味，“辛”即辣味。禾稼是土里所生，百谷味甘，最适于人食用，“甘”亦可说是“土之味”。“五味”之中的“甘”，是最早与“美”发生关系者之一，“甘”即甜，后人直言味美曰“甘”，按许慎《说文解字》之说，《诗》中言美味之“旨”也是由“甘”而来（“从甘匕声”）。出现了“五味”说，引出了后来的“五声”说（商、角、羽、徵、宫），“五色”说（白、青、黑、赤、黄）[1]，于是有了郑国史伯所说的“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等分属耳、目、口的审美观念之雏型出现。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
“五事”是言人的自身之事，孔颖达说：“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与“言”可见可闻，与人接触，容仪面貌使人察其外，感到或可敬可爱，或可畏可恶，此后如《诗》言男子女子美与不美，都是首先凭容貌判断；言语则使人察其心意情志，如后来《易传》所说，君子“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若出言不善，“乱之所生，则言语以为阶”。《洪范》的作者尚只提及“恭”而“肃”，“从”而“
”（
，治理之意），都是就在政治场合而言，君臣之间而言，虽未及“美”，但已有“文”的意识，后来《礼记·表记》中说，“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应是“貌恭”“言从”的进一步发挥，进入“美”的领域了。眼睛之于“视”，耳朵之于“听”，是人的两大审美器官，要求“明”和“聪”，也就是要求有敏锐的识别辨察能力，然后才有助于“思”。《国语·周语》记单穆公之语云：
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思虑纯固。
单穆公是谈听乐观美而言及此，他还说：“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他也是由“视”“听”而至“思”。《洪范》说“思曰睿”，又说“睿作圣”，孔安国说：“睿”是“心通于微”，“圣”是“于事无不通”。孔颖达则说：“‘睿’‘圣’俱是通名，圣大而睿小，缘其能通微，事事无不通，因睿以作圣也。”[2]原来，子思所说“唯天下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孟子引申到言“美”之递进序列“大而化之之谓圣”，都是由《洪范》而来。如果从审美角度言“睿”而“圣”，那就进入了美即自由的境界。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https://www.daowen.com)
我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在上古文献中，“刚”“柔”二字在《尚书》中可能这是第一次出现（《诗经》也有“刚”“柔”对举，如《大雅·丞民》有“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的诗句，此诗是周宣王时代的作品，晚于《洪范》），《易经》之经文（卦、爻辞）如果是周公及其同时代的巫师们所作，当与《洪范》同时或稍晚，《易经》以
与
两个符号示阴阳，尚无“阴”“阳”二字，更无“刚”“柔”二字，是春秋末至战国的《易传》作者们，才发挥出“阳刚”“阴柔”之说，此处所言“刚”“柔”似乎还不是《易传》所说分别为阴、阳的属性，而是一种处事方式，孔安国曰“刚能立事”“和柔能治”，孔颖达释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张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曲直也。二曰刚克，言刚强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强御不顺之世，用刚能治之；和顺之世，用柔能治之。”明显是以“正”“刚”“柔”用为治国驭民三术，或说三种手段，我们虽不能臆测《洪范》的作者已有刚健之美与柔顺之美的意识，但是他以“强弗友”即强而不顺（“友，顺也”，“弗友”即不顺从）与“刚”相连，以“燮友”即和而顺（“燮，和也”）与“柔”相连，“刚”与“柔”的特性已初步显示出来了，为“刚”“柔”向审美观念发展作了准备（详见下节所论）。
庶征：曰雨，曰旸，曰燠[3]，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
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晢，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
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所谓“庶征”，是说一国之政，一君之治，众百姓（“庶，众也”）如何检验（“征，验也”）是好是坏呢？那就是凭雨、晴、暖、寒、风五种自然现象正常不正常来判别。“雨以润物，旸以干物，燠以长物，寒以成物，风以动物，五者各以其时，所以为众验。”如果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寒热适时（即“休征”中所言“时”），那就万物生长茂盛，收成丰硕。如果久雨不晴或久晴不雨，久热不寒或久寒不热（即“咎征”中所言“恒”），那就都是凶灾之年。由这五种自然现象的发生状况，可以分别为“休征”或“咎征”，“曰‘休征’，叙美行之验；曰‘咎征’，叙恶行之验”。在上编第二章，我们已论述“休”是作为审美观念而出现，《洪范》的作者在此有了明显的美、恶意识，为明白起见，让我们将二“征”标示人君的美、恶之行用对照方式标出：
“休”行：肃、乂、晢、谋、圣。
“咎”行：狂、僭、豫、急、蒙。
美行五征，在前引五事中均已“言其所致”：“肃”即恭敬庄肃，其反“狂”则是狂言妄行，不遵法度；“乂”即治有条理，其反“僭”则是越出常规，自陷于乱；“晢”即头脑清醒，处事明智，其反“豫”则是愚钝昏昧，临事犹疑；“谋”即策略在胸，从容行止，其反“急”则是性躁情急，盲动失计；“圣”即能洞察幽微，事无不通，其反“蒙”则是暗中摸索，甘遭蒙蔽。[4]
“休”与“咎”，“美”与“恶”，首次出现了明确的对应关系，这可作为中国美学史的起点，可惜现当代美学史研究者都还没有注意到，不知“五味”“五色”“五声”之外，还有美、恶“五征”。固然，此“五征”只是对人君政事而言，但此后出现的有关政治教化之美的论述（如《左传》《国语》所记载的），皆以“休”之“五征”为基础。还应该指出的是，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也是发源于此，他受“咎”之“五征”的启发，在相传孔子所作的《春秋》中搜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灾异资料，与灾异发生时的朝政状况比照，从而确认自然界之灾异与人君的行为不当密切相关。他说：“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亦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自他而后，夏侯胜等皆以《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形成西汉中后期热闹一时的“浊政”—“灾异”因果关系说。[5]“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审美观，也是到了董仲舒时代，才从理论上明确化。留待后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