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与“假”、与“伪”的关系
由于“假”字具有相当于“大”等多种正面意义，因此，至少是在两汉之前，与“真”不存在对立关系。与“真”相对的是“伪”，但“伪”又有“奸伪”（即有意弄奸使坏“饰巧百端”）与人为之“伪”（即制定“礼义法度”之所为）两个向度，由此，又形成老庄、孔孟、荀子三种真伪观。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崇尚自然本色之真，因此反对人的“有为”，其“疾伪”毋庸多言。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并体示了美的最高境界，但是在人类社会里，“人文”的创造是不可避免的，人有所为才能推动社会进步，人的正当创造行为，不应视为“巧诈”之举。绝对的“疾伪”，在实践方面是行不通的；相对的“疾伪”，在人的精神创造领域，却可能臻至老庄所崇尚的“真”的高境。于此，仅以诗僧皎然关于“苦思”之训便可明了：
或云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诗式》）[3]
“苦思”实是竭力而为，人通过艰苦的创造，使最后的成果几似天成，“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人们以老庄的真伪观为最高指导性原则，然后在精神创造领域经过“苦思”，又化解“苦思”而挥洒自如。
孔子也崇尚自然之真，但他注意到了人与物的社会性，又发明了以人为本位的“诚”与“真”相应，因此他不反对人为的文饰，不赞同“质胜文”而目之为“野”；又说“绘事后素”，“素”，亦可施之以“绘事”，不将人为之“绘事”等同于“饰巧百端”之“伪”。后来，晋代的葛洪更申言“素”而后有“绘事”的必要性：“虽云色白，匪染弗丽；虽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丹青不冶，则纯钩之劲不就。”（《抱朴子·勖学》）实是对荀子所言之“伪”完全的肯定。儒家之“诚”的对立面是什么呢？或许就是《论语·泰伯》所载孔子绝对反对的三种不正之言行：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https://www.daowen.com)
狂妄而不正直，幼稚无知又不朴实，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而不讲信用，这是与“能尽人之性”的“诚”格格不入的。从孔子到孟子，都不反对人为之“伪”，而是反对虚而不实、巧而无信之伪。
荀子作为先秦后期儒家，他已有了法家色彩，他心目中的“真”与“诚”，又异于孔孟。他说：“性者，天之就也。”这“性”当然也具“本始材朴”之真，但又断定，非善之真，是恶之真，人的天性就是恶，人为地抑制天性之恶，才是“善”。恶是“真”，善是“伪”，虽然肯定“真”“伪”的对立，但将它们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其善者伪”是他所肯定的，天生之真的“性恶”是他所否定的，以“伪”作为行为主体去改造“本始材朴”之真，以“文理隆盛”化去“偏险悖乱”的天性，他称之为“化性而起伪”。对此，在《礼论》中申述了一个重要理由：
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宙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
圣人的职能就是“化性而起伪”。其实这句话也应该倒过来：“起伪而化性”，以“伪”化“真”，与道家的“崇真黜伪”绝对地针锋相对！
荀子的伪真观，主要作用在政治方面，“性伪合而天下治”，历代统治阶级都在认真地奉行“起伪而化性”，并且“起伪”的方式方法也不断地花样翻新。取其“伪”之“人为”义，摒弃“化性”去“真”之说，“人文”创造者才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