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与“丑”的关系
从事物的外部形状，人的体态容貌，美与丑示人以异相，使之分别产生愉悦感和厌恶感，二者的对峙关系是非常明显的。《诗经》中有那么多描述美男美女的诗句，《庄子·天运》篇还有这么一个故事：
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这说明，古人对美与丑的形相判断是没有错的。但是，还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异议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很多著名的美人，如商之妲己、夏之褒姒、春秋陈国之夏姬等都没有好的名声，而据说是黄帝之妻的嫫母、齐宣王后钟离春等外貌奇丑的女子，却有很好的声誉，受到当时和后世人的赞扬。《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还记载这样一件事：有个名叔向的贵族青年，准备娶夏姬的女儿为妻，他的母亲坚决反对，就因为夏姬名声不好，以至认为有其母必有其女，“甚美必有甚恶”，并且进一步推断，心地不好的美女，生养的孩子也“实有豕心，贪婪无厌，忿颣无期”。叔向在国君的支持下，还是把夏姬之女娶了过来，稍后生了儿子，请他母亲去媳妇房里看看孙子。这位老太太还未进房门，听到孩子的哭声就止住脚步，说：“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坚决不亲近小孙子。她对于夏姬之恨连及其女：“夫有尤物，足以移人，则必有祸！”
对夏姬的厌恶，当然是因这位美人的品质太坏了（据叔向之母说，她“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由此而使美受到了莫大的污染。有了这些先例，人们几乎都将外貌虽丑而内心美的人，视为美的典型，这就是庄子在“阳子之宋”故事中逆旅小子所说的：“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语见《庄子·山木》，其故事本书中编第四章已述）。庄子颂扬备至的“真人”，其外貌都是丑陋不堪的，卫国奇丑之人哀骀它，竟有女子请于父母，“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这简直是美丑观念完全易位，以丑为美，以美为丑了。
这种美丑判断的反常现象，荀子试图在理论上做出解释，为此，他写了《非相》，主旨是反对当时已流传的“相术”，即观人之相预测其人吉凶祸福，一开始就亮出他的观点：
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
他在此所说的形相善恶，实指美丑；所谓“论心”“择术”，是指考察心地美好与否，更重要的是其思想的路子正不正。心路正而为君子，貌丑亦无所谓。在荀子笔下，历史上的伟君子，没有一个形相是美的：“仲尼之状，面如蒙倛；周公之状，身如断菑；皋陶之状，色如削瓜；闳天之状，面无见肤；傅说之状，身如植鳍；伊尹之状，面无须糜。禹跳，汤偏，尧、舜参眸子。”（《荀子·非相》）没有一个有美相，孔子竟是发多而乱，脸相凶恶，像是戴了个驱鬼逐妖的巫师的假面。相比之下是：有名的暴君夏桀与商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像这样的情况，孔子等人，形象不美，能凭此“辨美恶”吗？后世言恶，必以桀、纣为典型。荀子断言，真正的或美或丑，不能以容貌辨。其意未尽，他还写了一段与哀骀它故事类似但效果完全相反的事：
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妖）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荀子·非相》）
此乃今之所谓花花公子，奶油小生，无男子汉之气概，追求变态、异相之美，较之东施“效颦”以丑为美，有过之无不及，令人更厌恶。
荀子关于“美”的基本观点是“美善相兼”，将“美”与“善”融合一体，与“恶”对峙，但不与“丑”对峙；而“丑”与“善”结合，可转化为美。这种美丑相对观，是以它们的内在品质为依据。但我们不可忘记，他的“美”与“善”，都属于“伪”的范畴。(https://www.daowen.com)
如此来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丑，“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淮南子·说山训》），除了美者与丑者自身的原因（即美者无美德，丑者有美德等）外，美与丑的接受与评价者，由于他们自身的爱、恶观不同，亦可以不及二者的实质而作颠倒的判断，这就是《吕氏春秋》中提出的“遇合无常”：
凡能听音者，必达于五声。人之能知五音者寡，所善恶得不苟？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故曰：“遇合也无常。”悦，适然也，若人之于色也，无不知悦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吕氏春秋·孝行览·遇合》）
对于或美或丑的接受与判断，直观、直觉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接受渠道，接受者的心理准备、学问修养、审美水平的高低，是更重要的条件。南方的越王，没有听过北方的宫廷大乐，还不具备欣赏典雅音乐的耳朵，所以他听北方来客吹籁觉得不好听、不美，而以南方山野间的山歌野调、牧童短笛为美。这就如现在很多人听不懂交响乐，以为乱嘈嘈的。人们总是以自己的感觉来判断观听对象，以有无愉悦感发生来确定自己的美丑观，适于己者，喜爱之，不适于己者，厌恶之。吕氏还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人有大臭者，其亲戚、兄弟、妻妾，知识无能与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悦其臭者，尽夜随之而弗能去。”这真如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说闻来臭，吃起来香。
对美与丑的判断，因人而异，有很大的主观性，能够尽量客观地判断美与丑，与社会上多数人们取得共识，也是很必要的。“西施有所恶而不能减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丑者，丑笃也。”（《抱朴子·博喻》）如果硬要把嫫母说成是全美之人，那就会贻笑大方。因此，要克服主观上的偏狭性。据吕氏说，鲁国有个长相很丑的孩子，他的父亲出门见到长相很美的商咄，归来对其邻居说：“商咄不若吾子矣！”他“以至美不如至恶”，“尤乎爱也！”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主观尤其是以一己之私的偏爱而判别美丑，是不能为别人认同的。对此，吕氏留下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故知美之恶，知恶之美，然后能知美恶矣。（《吕氏春秋·有始览·去》）
世界上无绝对的美与丑（吕氏所言之“恶”皆是“丑”之义），无永远不变的美与丑，黄毛丫头变成美丽的大姑娘，继而成为齿缺发疏皮皱的老太婆；更何况还有的是有美貌而无美德。吕不韦们清醒地意识到，构成美与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色的，人为的；外部的，内部的；客观的，主观的；对峙的，转化的；……总之，美之中有丑的因素，丑之中也有美的因素，只是一时的或显与或隐而已。后来，中国戏曲中，一般都设“丑角”，以脸部、形体化妆予以丑化，但这些丑的角色大多是好心、有正义感、肯帮助人的男或女、人或神，如打鬼的钟馗，“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九品芝麻官，《玉堂春》的押解人，等等，他们让人发笑的插科打诨，充满了美好的情趣与智慧的幽默，让观众感到可亲可爱。艺术上的化丑为美，有不亚于“美之为美”的美感魅力。对美与丑各种因素，从空间和时间进行整体的、全面的、全过程的把握，“然后能知美恶”。这是审美、审丑的辩证法。
这个辩证法对于精神领域的创造特别重要，文学艺术是以创造美的作品为终极目的，如何才是真正的艺术美？远不是观照人或物之美那么直接、简单，尤其是文字作品，有形的言语文字使人直观而得，如果仅以词藻华丽为美，那就会如王充所说的“虚妄之言胜真美”，“调文饰词”，不能造成“奇伟之观”，虚妄之美迅即转化为浅薄作伪之丑矣！陆机在《文赋》屡屡提及辨别“妍蚩好恶”（“妍蚩”为美丑另一表述词）的问题，对于美丑可以相互向对面转化的各种因素如果处理不好，那就会出现“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徒悦目而偶俗，固声高而曲下”等因求“妍”而得“蚩”的不良效果。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中，如此这般的道理很多，此处不能细述。
以上梳理了一下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的关系。为更明了起见，现用一图展示，图中实线相向箭头→←表示对峙关系，相背箭头←→表示可互相转化关系，虚线单向箭头表示荀子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