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唯变永恒。
——赫拉克利特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欧盟—美国关系走向对整个国际格局演变具有重要指示性意义。自全球金融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盟与美国在调整自身以适应外部世界的同时，对于相互关系的定位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在国际格局深刻重构、我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的21世纪，研究欧盟—美国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西方学界关于欧美关系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国内欧美关系研究虽不能与其相比，但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以代表性著作而论，既有特定议题研究，如朱明权的《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欧美协调》[1]、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等编的《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2003—2004欧洲发展报告》[2]、叶江的《解读美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美欧关系》等；[3]也有三边框架下的欧美关系研究，比如冯绍雷的《构建中的俄美欧关系：兼及新帝国研究》[4]、陈志敏的《中国、美国与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5]而赵怀普的《当代美欧关系史》[6]作为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全面追溯和剖析欧美关系的著作，既回顾历史，也关注现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欧盟与美国的关系涉及欧洲一体化[7]及美国对欧战略两大重要议题。就欧洲一体化而言，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K.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949—1963年在任）曾表示，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欧洲才能找到在世界上的位置。只要欧洲还处于分裂的状况，只要欧洲还只是一群现代标准下的小国，欧洲就不可能与美国形成平等伙伴关系。可以说，在欧洲一体化与欧盟—美国关系二者之间，欧盟所代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是自变量，欧盟—美国关系是因变量。如果说欧洲一体化进一步退半步的话，美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也时而积极时而消极，并常常在北约、传统美欧双边关系以及欧盟之间左顾右盼，举棋不定。欧盟—美国关系并非坚如磐石，而是在保持整体合作的大趋势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裂痕与和解循环往复，恰如一座其指针围绕中线来回摆动的“摇晃的钟摆”。
从美国对欧战略传统而言，防止在欧洲大陆出现一个敌对性主导大国、保持欧洲分立是自杰斐逊以来美国不变的战略目标。一方面，华盛顿在其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奠定了美国孤立主义外交传统的调子，要求美国应尽量避免卷进与外部世界的永久联盟之中。在建国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除了在独立革命期间即1778年与法国缔结联盟条约共同对抗英国以外，美国避免任何形式的正式军事联盟。另一方面，杰斐逊又警告整个欧洲由一个国家一统天下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欧洲形成只手遮天的局面，美国将永无宁日。自1917年4月美国以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为由正式对德宣战以来，美国欧洲大陆大战略可归纳为防止一个敌对的霸主主导欧洲，或者防止任何国家或帝国阻挠美国追求其国家利益，无论这种利益是经济层面的，还是“价值观”层面的。这也是美国先后坚定地反对威廉二世德国、希特勒纳粹德国以及苏联（及其欧洲卫星国）的主要原因。[8]美国也因此在1917—1919年、1943—1946年阶段性地，并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以来长久地成为一支“欧洲力量”。[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对欧关系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华盛顿“不结盟”传统和杰斐逊“分而治之”传统。一方面，1949年，通过签署《北大西洋条约》，美国第一次对他国防务做出永久承诺，与西欧国家结成了军事同盟即所谓“大西洋联盟”；另一方面，美国又对奄奄一息的西欧盟友提供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援助，并对随后展开的欧洲一体化表示了支持。其战略目的，正是期望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欧洲能够稳定西方联盟的阵脚，防止出现共产主义苏联单独主导欧洲事务的状况。尽管如此，美国对西欧的“慷慨”绝非毫无私心，更不愿养虎遗患。在美国看来，欧洲团结本身从来都不是目的，而只是维护“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手段，是为了分担西方盟主美国的负担。扶持一个挑战、背离乃至损害美国的独立的欧洲，既有悖于美国分而治之的外交传统，也有违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初衷。美国不仅未曾认真考虑与欧洲建立真正平衡的伙伴关系，更拒绝接受欧洲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支力量”。前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1961—1968在任）明确表示：认为欧洲可能成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仲裁者的观念根本是错误的。[10]
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对欧关系基础从来就是“复兴与控制”相结合，美国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微妙态度尤其体现了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表示欢迎，但同时要求欧洲经济共同体不能歧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70年代“欧洲政治合作”机制（EPC）启动之初，基辛格又要求必须允许美国参与共同体所有重大决定的讨论；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虽然勉强支持了欧洲单一市场建设，但同时又发出了不能接受“欧洲堡垒”的警告。可以说，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支持从最初的积极引导和介入逐渐演变为一种无可奈何的顺水推舟。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很长时间只是一个“单维度”的超国家经济体，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美国对欧政策的边缘。美国对欧政策的重心是“北约优先”以及美国与欧洲主要盟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这一立场几乎贯串了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政府。
而冷战时期美国之所以愿意相当“大度”地容忍戴高乐（Charles DeGaulle，1959—1969年在任）法国和勃兰特（Willy Brandt，1969—1974年在任）德国这样的“麻烦制造者”，是因为美国知道这些“捣乱”对于整个跨大西洋联盟而言无伤大雅。约翰逊总统（Lyndon B.Johnson，1963—1969年在任）甚至对戴高乐北约总部搬迁的要求表现出不寻常的“宽宏大量”：当人家要求你离开他的屋子的时候，你所要做的就是拿上帽子走人。[11]
冷战结束之初，随着共同威胁的消失，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多少有点心不在焉，大多数美国当权人物倾向于认为欧洲的实验至少会像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共同市场的痛苦演进那样缓慢，甚至欧盟的建立乃至欧元的流通都会以失败告终。但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欧盟—美国关系随着欧盟的壮大进入了一个历史性和结构性调整时期，欧盟与美国开始超越传统大西洋联盟框架，形成一种包括经济、政治及安全关系在内的全方位新型双边关系。[12]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甚至指出，美国要更多地同作为一个单一政体的欧洲进行外交接触，而不是主要通过欧洲各国首都做工作。[13]结果，虽然美国与西欧主要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及北约等传统因素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但欧盟作为欧美关系的第三维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进入21世纪的第2个十年，欧盟内外交困。恐怖主义威胁、难民危机、内部民粹主义上升、英国退欧等使欧盟应接不暇，而俄罗斯的“逆袭”、毗邻的北非中东动荡不安使欧洲安全局势恶化，特朗普（Donald J.Trump，2017年至今在任）当选美国总统也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带来严重冲击，欧盟—美国关系将怎样发展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现实和学术问题。而在回答欧盟—美国关系向何处去之前，需要先追问欧盟—美国关系从何处来。
基于此，本书试图在勾勒欧洲一体化进程及欧盟—美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的基础上，剖析欧盟—美国关系的内涵、发展动力和内在逻辑，对欧盟—美国关系进行细致考察。从结构上讲，除去导言和结语，在本书第1章总体回顾了欧盟—美国关系之后，第2—4章从经济、防务乃至规范三个维度对欧盟—美国关系本身进行剖析，第5—7章从欧盟—美国关系本身跳脱出来，试图从跨大西洋、地区乃至全球三个视域对其进行考察。从内容上讲，本书试图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薄古厚今。微观上基于“魔鬼在细节里”的出发点，试图尽可能多地提供关于欧盟—美国关系的基本事实；宏观上基于立足于欧盟—美国关系又超越欧盟—美国关系的考虑，试图提供一个全面观照欧盟—美国关系的框架。当然，在前者是举要性而非无所不包的，在后者是探索性而非结论性的。
【注释】
(https://www.daowen.com)
[1]朱明权：《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欧美协调》，文汇出版社，2002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欧洲学会编：《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2003—2004欧洲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3]叶江：《解读美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美欧关系》，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4]冯绍雷：《构建中的俄美欧关系：兼及新帝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5]陈志敏：《中国、美国与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6]赵怀普：《当代美欧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
[7]欧洲一体化并非只存在建立超国家机制这一种形式，欧盟也并非欧洲唯一的一体化政府间组织，只是相比其他一体化形式和组织，欧盟成功地从欧洲“千姿百态的一体化”组织中脱颖而出，并展示了更多活力和发展潜力，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中流砥柱。此处的欧洲一体化仅限于从最初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源于西欧的一体化进程，不涉及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1948—1960年）、欧洲委员会（1949年— ）、北约（1949年—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1960年— ）等其他欧洲一体化，更不涉及苏联主导的以经互会（1947—1991年）、华约（1949—1991年）为组织基础的中东欧一体化。
[8]Robert E.Hunter，“NATO in Context：Geopolitics and the Problem of Russian Power”，PRISM：A Journal of the Center for Complex Operations，Vol.6，No.2，2016，pp.5-6.
[9]Richard Holbrooke，“America，a European Power”，Foreign Affairs，Vol.74，No.2，1995，pp.38-51.
[10]Geir Lundestad，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From“Empire”by Invitation to Transatlantic Drif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86.
[11]转引自A.格洛塞著、刘其中等译：《战后美欧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53页。
[12]赵怀普：《大趋势与新变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3期，第40—46页。
[13]库普乾著、潘忠岐译：《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