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令》漏列中医教育案（1912年10月）
1912年7月10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中央会议，到会议员50余人。开幕式由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其发表演说：“此次教育会议即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此次已决事件，如果能件件实行，固为重要关系，即是间有不能实行者，然为本会议已经决议之案，将来必有影响。”长达一个月会期基本制定了民国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具体规程、规则，其中涉及医药内容的有《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决定大学中设医科，专门学校中设医学专门学校和药学专门学校，但根本未涉及中国医药学。
随后教育部于10月22日和24日颁布《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又在11月教育部公布了依据《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制定的“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医学课目48种，药学课目31种，亦均无中医药学内容。1913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医科分医学门和药学门，医学门课目51种，药学门课目52种，仅药学门科目中有中国生药学及实习二种。这一次的教育法令将传统中医药教育排斥在国家医学教育之外，遭到了全国广大医药界的坚决反对。
专门学校规程公布后，中医药界有识之士意识到此事关系中医发展和命运，纷纷起而勘正。1912年底，丁甘仁联合医界颜伯卿、葛吉卿、余伯陶、包识生、王问樵、钱庠元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神州医药总会”，以广泛团结全国中医药界力量进行请愿活动，该会为全国性中医药组织，宗旨是“合全国医药界，阐发神农圣学，保存天产利权”。其筹办简章指出：“兹者教育部定章，于学校之课程，删中医之科目，弃圣经如敝屣，视吾辈如赘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同人等未遑责人，先行求己，爰集同志，发起斯会，藉名流之讲论，作吾道之干城，编辑学科，组织医报，病院学校，徐俟扩充，拟呈请教育部保存，要求国会员同意，众擎易举，万险不辞！”[2]1913年2月10号神州医药总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推定临时主任兼经理丁甘仁、余伯陶、钱庠元三人，会议一致认为当前应以向立法行政机关情愿为第一要事，决定发起神州请愿团，并由李缙臣负责起草“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学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舆情”请愿书，其中阐述了提倡中医药的五点理由：①中西医各有所长；②中西体质禀赋不同；③中医药为民众所信仰；④西医难以承担全国卫生保健；⑤中西药关系国家财政。因此要求政府统筹全局，准予提倡中医药，除前次西法学校业已颁布通行外，请再厘定中学医药科目，另颁中学医药专门学校规程，一方以西法补助中医，一方以中学补助西法，相辅而行，互为砥砺。[3]由神州医药总会发起并组织并联合全国19个分会共同参与的首次全国性中医界抗争活动，进京向北洋政府教育部请愿，要求政府保存国粹，允许中医加入学系，但遭到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拒绝，其声称：“余今后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则，是难于照准的。”1914年3月17日《申报》上登载了北洋政府答复全国中医药请愿团的国务院第35号批文：“来呈陈述理由五端，尚属持之有故，拟办各事亦均据条理。除厘定中医学校科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4]
此种态势令中医药界深感忧虑，意识到此事关系中医药前途命运，纷纷起而抗争。神州医药总会在1913年2月10日第3次会议中，会员一致认为当前应向立法行政机关请愿为第一要事，决定发起神州请愿团，由李缙臣负责起草请愿书，药界代表钱庠元当场表示愿意出钱赞助。[5]会后神州医药总会向全国中医药界发出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之呼吁，至1913年10月，全国已有19个省市医学团体及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团体同意派代表共同赴京请愿。各地代表于1913年11月23日起程赴京，于12月在京会合，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请愿书由神州医药总全会长余伯陶审定，“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舆情”。
《神州医药总会请愿理由书草案》[6]
拟呈请教育部保存中国医药准予本会立案理由书
呈为恳请保存国粹准予本会立案以重民命而顺舆情事
窃维神州医药胚胎于黄农，萌芽于岐尹。其时以君相之尊，倡导于上，不知几经剖解、几经化验，始能知脏腑、脉络之形，补泻温凉之性，留此仁术以活万民也。沿至有周设为专官，岁会月稽十全为上，故得名医辈出如扁仓和缓之伦，皆能洞见症结，力起沉疴，史册所载，神奇莫测，诚有非后贤所能梦见者。非必古智而今愚，盖在上者视生命为至重，有以倡导而策励之也。秦汉以降，古法渐沦，非无读书明理之士，任抱残守缺之功，然异说之簧鼓，庸流之杂厕。在上者槪视为无足重轻，不加别白，一任其人自为教，家自为师，众论纷歧，各是其是，以致学说不能统一，腾笑于西人，非医学之不善，实立法之多疏耳。果使仿成周医师之制，参以泰西学校考验之法，去非存是，精益求精，则俞跗、华佗之辈不难复见。于今日亦何致遽逊西人哉！
方今民国肇始，我国医药人材方将与世界各国争一日之长，而大部定章于学校之课程，独取西法为科目而不及中学，此固迫于世界进化之大势具有苦心，然会员等愚以为中国医药实行改良则可，遽加淘汰则不可。譬之华人饮食不能尽易西餐，华人服饰不能尽改西装，学校习西语而国语不能废，学西文而国文不可缺。我中华医药亦有万不能偏废之重要理由，请为我大部缕晰陈之。夫学问事必互相淬砺，其进步乃速，西医之所长者，为解剖、化验之学，于脏腑之形象，药物之原质，实能言之凿凿无可疑者。其实中国《内》《难》两经早已发明，在先因中古以后，礼教昌明，华人最重天伦，死后解剖以为不仁不孝，虽以流寓各国之华侨迢遥万里，亦必扶榇归正邱首，然后心安。如被解剖火化，则其生存之亲丁即毕生茹痛如不可容于天地之间。从古圣贤垂训，非特父母之体毫发不敢犯弁，其名讳亦不敢称，推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犹于受解剖乎？明祖登极有禁火葬之律，有戒刲股之文，中华礼教所重，端在于此，是以解剖、化验之学渐至失传，非中医之不欲究心，实由社会崇尚礼教使然，欲实验而其道无由也。虽《内》《难》两经原文与泰西新说比较不无微异，此非圣经之讹谬，实缘传写之失真耳。夫以五经四子之书经数千年经师之考订而字句之袭谬尚十二三，况医经之乏人校勘者乎！此固宜甄彼之长以药吾之失者也，至于五方高下之宜，八风温凉之变，隔二隔三之法，正治从治之方，变化圆融，机深莫测，此实吾之所长，足资西医之考镜者。倘竟视为全无征验，固不闻西人皆寿而华人皆夭，西人日增而华人日减也。盖西医重实验，中医重气化，实病之确有可指者，固能以剖验得之，至于六淫之虚邪，精气神之损益，无迹可寻，恐非已死之胔骼所能举以示人也。盖西医治外症则有余，疗内病则不足，此不得不取裁于中医，以助西医之进化营也。况华产药品百倍欧西，除其已经采用之数十种外，其余岂无足供考验以资卫生之助者？《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固考之学理，中医必不可偏废之理由一也。
黄帝兴四方之问，岐伯举四治之能，西北高燥，东南卑湿，北方刚劲，南方柔弱，其气质既殊，斯施治亦异。故宋元四大家或主攻下，或主和解，非缘立说之偏，实为因地制宜耳。夫同处一洲之内，尚且南北之异宜，况远隔瀛海而遥，岂能彼我之一致。且西人尚肉食，其脏腑坚而腠理密，华人尚谷食，其脏腑脆而腠理疏。故冰水浸灌之法，盐精注射之能，劫夺攻泻之方，金石煅炼之品，施之西人多效而施之华人辄至偾事，此无他，体质之不同耳，若必欲强而一之，恐方枘圆凿，未必害少而利多也。此征诸禀赋之悬殊，中医必不可偏废之理由二也。
夫政府之举措当视民心之向背以为衡，果使五族之民信西医者多，信中医者少，则中医虽废，民亦无苦。今则非特偏隅下邑类多怵于西医之杂，覇望而却走，即通商大埠，西医林立，而求治于中医者尚十倍于西医之门，使西医皆能生人，中医皆善杀人，人无不恶死而乐生，亦何苦弃彼而就此也？盖西医之良者，用药猛烈，实有速效，然治之偶疏，挽回无及，人无不重生命，故多畏而不敢轻尝。若必力加强迫令其弃中而就西，则抱病者既有畏惧之心横梗胸中，必至束手待毙，以听天命，病不求艾，夭札遂多，政府亦岂忍以利民之政而转为厉民之举？此征诸社会之心理，中医必不可之理偏由三也。
且神州药物富于天产，耕山渔水俯拾即是，其流行于本国者，岁以万万计，而输出各国者，如大黄、麝香之类更不知其几千百万也。今若偏重西医，则中药之营销必将锐减，既非法律营业自由之意，且绝我固有之利而为西药开商场，恐商家之受害者固不知其几万万，而金钱之流出外洋者更不知其几万万也。民生当穷困之余，岂堪再受此剥夺，政府纵不为亿万万商民计，独不为国家利源计乎？且中药之良者，虽极之牛溲、马勃，亦奏奇功，麦曲、芎
俱收捷效。考之经传，信而有征，如六神丸之类，外人且奉为奇珍，愿出重金购其方而弗得，乃人方取之而吾自靳之，何其厚人而薄己也。此征诸财政之关系，中药必不可偏废之理由四也。
凡此诸端，会员等合海内名流，共同讨论，众议佥同，征诸各界意见，赞成者亦十居八九，用敢不揣冒昧，合词呈请大部注重国粹，准予保存。除前项西法学校业已颁布通行外，请再厘定中学医药科目，另颁中学医药专门学校章程，一方以西法补助中学，一方以中学补助西法，相辅而行，互为砥砺，可以富国，可以强种，实于国计民生大有禆益。并准予本会立案，以策其改良，则会员等当益加奋勉，共负责任。其进行之筹备，厥有数端：一则汇集名流，互相讨论，源本圣训，采辑百家，去其烦冗，删其偏驳，编成各科讲义，呈大部审定，颁行天下，共同遵守，以求医药之统一。一则开设医院，中西并重，比较成绩，得失相衡，使旧者知墨守之非，新者获砺砥之益，以求医学之进化。一则设药品考验所，用西人化分之法，辨其性质，提撷其精华，以供医家之配合。一则分设补习学校，培植人材，以为升入专门之预备。一则编辑学报，沟通中西，使新机日瀹，旧理日明，以为增进知识之导线。凡此数者，造端宏大，固非一蹴所可几然，即合众志以成城，万不至半途而中辙。所望大部督责于上，各界赞助于下，则会员等振刷精神，共效壤流之助，似于强国保种不无裨益。至庸医之误，人应如何取缔之处，并乞大部严定专条，以重民命所有，恳请保存中医中药，准予本会立案。各缘由除向议会请愿外，理合抄具简章，呈请大部鉴核。伏乞。
请愿团到北京后，经人介绍前往教育部，向时任教育总长汪大燮递呈请愿书，但汪大燮拒绝接受，在社会对此事高度关注的时期，汪大燮在12月29日对京师医学会代表谈及此事时仍表态称：“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7]甚至有消息称“内务部中人谓旧法医药决当改良，无保存腐败医药之必要。”这些消息引起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慨。
请愿团于是另行向北洋政府国务院递呈请愿书，在舆情压力下，北洋政府教育部及国务院先后对请愿书给予答复。1914年1月8日教育部函复内称：“中国医药上自神农黄帝，下至民国，名医辈出，力起沉疴，活人无数。若能沟通中西医学，以科学方法研究整理，则我国医界必有可观。惟现在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讲授专门科学，须以最新学说为衡……此项规定系由临时教育会议共同决议，并由本部延聘医学专家详细讨论，始行颁布。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然后检疫卫生诸政冀可推行无碍，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所请另颁中学医药专门学校之处应勿庸议。”[8]表示对另颁布中医学校规程的请求不予考虑。又同月16日国务院回复了对请愿书的批文，态度较为缓和：“奉大总统发下原呈阅悉。查中国医学肇自上古，传人代起，系统昭然，在学术固已蔚为专科，即民生亦正资其利，赖前此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来呈陈述理由五端，尚属持之有故，拟办各事，亦均具有条例，除厘定中医学校科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仍仰随时呈明地方行政长官立案，俾资查考，而便维持，此批。中华民国三年一月十六日。国务总理熊。”[9]既认可教育部不颁布中医课程，即不纳入教育系统的做法，又同意中医学校可以在地方立案。
教育部和国务院的答复，明确表示并非于中医有所歧视、废弃之意，基本同意了全国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准予分别筹办。虽然对中医学校课程要暂缓议定，但原则上已表示准许，不加反对。此次请愿，全国中医界第一次联合起来，显示了群体的力量，虽未能达到将中医药纳入国家教育系统的目的，但阻止了对中医学校的取缔，争取到对办校立案的许可。这次请愿的初步胜利，为以后各地中医学校立案成功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