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发生的必然性及严重性
数十万军马远征、作战的繁忙劳顿，生活的动荡和条件的低下，造成体力上的消耗和精神上的紧张是可以想象的。这必然降低了个体与整体对疾病感染与发病的抵抗力和康复功能。同中国北方相比，南方气候炎热多雨，温湿度等条件适于各种传染病、地方病病原和传播媒介的繁衍和循环。那些当时无法明了的致病微生物对新进入疫区人群和马匹的侵袭性、入侵后致病性，也远比世居当地的人群和动物为严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周瑜对孙权分析曹操必败的诸种因素中最难避免和克服的就是疾病，似可作为曹军南征失败原因的提示。周瑜全面分析了曹军南征的诸多不利因素：一是后顾之忧；二是步兵不习水战；三是后勤供应；四是疾病。这其中哪一种是最重要的呢？“北土未平”，在关西的马超、韩遂只不过是潜在的威胁，并没有造成眼前的危害。“舍鞍马，仗舟楫”是避长就短，确有被动之处，但在得到荆州降军，特别是水军以及“蒙冲斗舰乃以千数”之后，使兵力得以大大补充和加强。自秋入冬的后勤供应（马之藁草、兵之食粮），在有了荆州降军于江陵等地的储存及江南之富庶，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吧！唯其无法克服的是：这些来自遥远的北方籍的“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这一因素了。疾病危害的不可避免成了曹军这次南征之大患。《资治通鉴》的另一段记述周瑜对孙权的对话，则进一步阐述疾病对曹军的危害，“长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为了消除孙权的犹豫和增强战而必胜的信心，周瑜在白天同孙权陈说曹军诸不利因素之后，意犹未足，于当晚又对孙权分析曹操军队数量与质量。指出曹操所扬言而且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的所谓八十万大军，实际是曹操兵不厌诈的虚张声势，而且实际上来自北方的军队远没有那么多，仅仅十五六万而已，而获得刘表降军至多只有七八万，两者累计二十几万，即数量上应大打折扣，仅仅为八十万的三分之一而已。这是数量上的核实，更重要的质量。曹军连年东奔西突、南征北战之后，千里奔波南来，已疲乏不已，特别不适应南方地理环境气候（水土），而易发生疫病。这是其主力队伍的体质状况。而刘表降军呢？尽管不存在疲劳与患病的问题，但毕竟是新近依附曹操的降军，双方的信任度远未可知，甚至相互猜疑，未必同心协力，所以无论是曹军的主力疫病，还是降军的狐疑，都使其人员的质量大打折扣。因此，周瑜说，面对这样的队伍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对之，孙权顿释沉重的顾虑，欣然取联刘抗曹之策，并任命周瑜以都督之重任。周瑜文武兼备，分析事物的逻辑与辩证实在高出常人一筹。他指出疾病可对曹军产生危害，并因之可以取胜的重要原因，对孙权反复阐述，从而消除孙权顾虑，坚定抵抗信心。这为日后的实际情况所证实，确是先见之明。
如果是普通的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毛病而在史料中大书特书，岂非小病大呻吟？按曹操的说法，赤壁之战的退却完全是“值有疾病”造成“吏士多死者”。应当注意的是疾病的发生与危害不单士卒，包括文武官员，不但发病，而且有死亡；不是个别，而是多数；不但使赤壁战场上的军事失利，在孙权围困合肥时亦因之派不出更多的援军，只好让部将张熹带领少数人马前往解救，但这支小队伍却也因（赤壁之战期间的疾病）而继续发病或留下后遗症或因之体质下降继发其他疾病（“颇复疾疫”），而使战斗力受影响；不但当时危害严重，经年之后还造成“百姓流离，家室怨旷”。这是多么悲惨的场面啊！虽然这些所说的疾病严重危害多出于曹操之口，难免有夸大其辞用以掩饰其作战上失败的借口。好在史料记述的并非只有他一个人的申辩，如裴松之说：“赤壁之败，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疾病的普遍发生而且严重，使整个战斗力下降，进攻迟缓，锐气大减，加上其他原因使曹军在赤壁之战败北。
此分析合情合理。另外，从史料中记述疾病发生的时间也反映其危害是不断加重的。史料对曹军兵马的发病时间记述不同，但大多以交战为界线，交战中似又有“初一交战”（小规模的前锋部队遭遇战）和决战之分。为分析方便起见，不妨以此来推断疾病的发生与发展。
在赤壁决战之前的遭遇战时，曹军已发生疾病但并不严重，“……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不利，引次江北，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这两则史料在疾病发生的时间顺序上比较明确，便于对疾病发展的理解：在作战初期曹军虽已患病，但并不严重，对战斗力虽有影响但远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曹军在南征途中就已经发生瘟疫大流行，曹操如何驱使这些疲病之军征战呢？又如何能威震天下、致荆州刘表父子不战而降？疾病的发生有个累积的过程，随着曹军进入长江中游两湖平原日久，使发病和危害普遍发生，这时候再让这些疲病之军去作战，自然失去早期的气势，（赤壁之战）“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哪有胜利的希望！在败退逃亡之时，后勤跟不上，保健护理条件更差，出现“兼以饥疫，死者大半”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也验证了周瑜确具凡人之上的卓著见识和准确判断。当然，疾病造成的最为严重的直接后果是曹军在赤壁之战的败退。这对曹操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挫折。经历数十年征战，在扫平北方主要军事力量之后的南征，曹操对胜利是充满信心的，其英雄气概和按捺不住的骄傲情绪在南渡的大船上横槊赋诗表现得淋漓尽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此诗如同曹操的许多诗文，是他的名篇之一，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又富有文采才华，当然也反映出曹操当时悲喜交织，虽然有顺流而下、势如破竹的顺利，又有胜负难卜以及对战事并无十分把握的不安和恐惧。
甚至有人说，正是因为曹操在大战在即，不是悉心于排兵布阵、研究敌我双方的力量，而是麻痹大意、成天饮酒赋诗而自酿苦果。但不管怎么说，这诗是上乘之作却一点也没有问题，被千古吟唱也是自然的事。所以，要不是碰到极大的困难和障碍，他与他的大军绝不会轻易地继“引次江北”之后又“引军还”的。
史料的记述和战争的结局，不是以兵强马壮，俘获大批水军、战舰与军事物资的曹操得胜而归，而是狼狈逃亡。可见此战的成败决定因素不在于战，乃同疾病相关。试想想看什么样的疾病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危害后果呢？
（1）不是轻微之疾 如果是像平日里人们得的小毛病，咳几声嗽，打几个喷嚏，感觉手足无力，疲乏几天就过去了的伤风感冒，那不至于在史料中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录述，而且提高到众多死亡以至于成为决定作战胜负的因素。所以在赤壁之战时曹军所患的病不是轻微之疾。(https://www.daowen.com)
（2）不可能是慢性病 人和动物的疾病形形色色，有数百种之多，但从病程上来划分有急性和慢性之分。所谓慢性病，通常指发病后危害缓和且反复发作以至不断加重，少则数月，多则数十年，多数以数年为计量单位，肺结核、胃十二指肠溃疡、风湿性关节炎、肿瘤等都是。基于曹军是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南征开始至年底败而北还，即只有半年多的时间里，军队中普遍发生疾病不会是危害轻而病程长的慢性病。
（3）肿瘤、心血管病等过于危重之疾可能性也不大 说起这类疾病，往往令人色变，人们都知道这类疾病的危重。但赤壁之战时之曹军不可能普遍得这类疾病，癌变的发生是细胞变性的结果，心血管病多为高血压等引发，这类疾病多发生在中老年龄人身上且是慢性过程，而在以年轻人为主的军队人群中发生甚少。所以曹军在赤壁之战时患此类病的可能性甚微。
（4）有明显的地方性 这类疾病并非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必然有明显的地方性，有特殊的因素才能造成流行与扩散。所谓“水土不服，必生疾病”。这种情况，而且是以北方无此病或病情很轻；与南方有本病且病情很重的不同与差别。不然，假如北方也有此病，而且本病已在曹军马中严重发生，曹操何至于驱赶那样衰弱的兵马远征？又如何造成那么大的声势呢！
（5）普遍感染而发病有别 史料记述曹军受到严重危害，可见不是个别人受感染与发病，所以这类疾病可能是潜存威胁的传染性疾病，对人群和动物普遍感染，但发病与危害与否及其轻重，又与受感染的个体有无免疫力等因素有关。
（6）人马的活动与受感染和发病及受危害 曹操兵马如果只活动于北方并不发动南征，或者进军南方后按兵不动，都不会造成大量的感染与危害。但是与上述两种情况恰恰相反的是：曹操的兵马大举南征，而且在南方广大地区紧张而频繁辗转、调兵遣将、安营扎寨、训练演习、储存军备、侦察奔袭、合围冲锋，杀得人困马乏、血流成河、天昏地暗……真的是日夜繁忙得不亦乐乎！这样的活动加重疾病发生与后果不是显而易见吗？
（7）从季节上排除一些疾病 许多疾病有明显的传播与发病的季节，赤壁决战发生在冬天，但是这场战争至少应从曹军的秋七月南征开始算起，所以不是这个时候的流行疾病可予排除。例如，可发生在冬春季的流行性细菌性脑膜炎，流行于夏季通过蚊、蠓等昆虫传播的流行性乙型脑炎。诸如此类的疾病即使有在赤壁之战时个别发生，但为数终究不多。
以上是我们在推断曹操赤壁之战时可能受到的疾病种类若干特点的分析，借以鉴别、排除一些疾病，使探讨与考虑的病种的范围缩小集中，不至于老是泛泛地以“疾”“疫”字眼概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