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离散（Post Diaspora）的华语语系文学：黄锦树的后设小说
该把黄锦树当做哪国文学家加以介绍，这样一种举棋不定径直便与他的小说世界密切关联。作为马来西亚华人出生、在台湾接受大学教育、现在执教于台湾的大学的黄锦树，就其出身而言当是马来西亚的华语作家，然而视其展开文学活动的现场，则又可以作为在台作家来介绍。甚或还会有人认为他是超越了这种国家框架的、南洋华人世界的离散作家。然而我觉得他的小说毋宁说针对离散这一关键词所释明的、以跨越国境这一方式来明示国家轮廓、作为漂泊流民面向祖国将民族文化中心化的言说提出了异议，不妨认为它并不是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而是以离散状态为其日常、常态、运命的人们首先从自己的记忆深处出发的后离散文学。
故事之中另有故事、针对叙述展开叙述这种复层性而言，我认为黄锦树的小说能够当做后设小说加以分析、评论。叙述者变幻自如地百般变化，不同视点的叙述同时进行，陡然导入内心独白或他者视线，甚至让来历不明的叙述者粉墨登场等等，这种幻惑的手法与后设小说作家之称倒也相配。然而同时也让人觉得，这似乎乃是对出生于南洋的华人历史进行分析、重述之上必然产生出来的方法论。恰如扎根于拉丁美洲的现实，魔幻现实主义必然登场一样，在思考南洋华人的历史与现在时，倘不能从国家、民族、历史、语言等现实前提条件中脱身出来获得评论空间，只怕就难以界定做一介华人的复杂的历史性和现在性。例如黄锦树荣获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鱼骸》（1995），将参加马来亚共产党而消失在密林之中的哥哥的死亡真相与执着于同龟甲密切相关的民族文化史、甚至将其转化做自慰行为来予以肉体化的主人公探求自我的故事两相交错，在马来西亚、台湾、中国大陆这根空间轴，和围绕着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的独立、对马来亚共产党的镇压、华人与马来人间纷争的历史、海峡两岸持续对立的台湾与中国大陆现代史这根时间轴之间，宛似迷失在记忆与意识的迷宫里一般，其叙述虽然纵横捭阖天马行空，但最终复层的故事逐渐收敛于两个焦点。
第一就是，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来说，所谓国家、语言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只消是作为一介移民生活在马来西亚，华人在马来人优先政策下便被置于文化歧视状态之中。反之，只要是将中国当做文化上的憧憬对象，最终就只有通过如何接近它这条回路，梦想方才会得以实现。假定生存在这矛盾之中便是华裔移民的运命，那么作为其子孙，黄锦树若要以橡胶园、椰子林、沼泽、热带雨林为舞台回顾自己的个人史，不是回归国家而是回归故乡、不是回归集体而是回归家族，去验证、重述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则在所难免，其故事注定将变得复层化。仅取历史这一点来看，就有日军入侵与虐杀华人，战后从英国赢取独立，镇压马来亚共产党与华人—马来人的对立等等，错综复杂，只凭单独视点是道不出个所以然来的。倘由此出发，则视点或叙述变得复层化毋宁方为自然。即便是描写生活于热带雨林深处的无名华人们不安与孤独的《胶林深处》（1994）、《非法移民》（1995）等一见之下设定似乎很单纯的小说，其叙述与故事也是复层的，以日军集体强奸妇女的暴行为历史背景的《说故事者》（1995）、有被作为日本兵派往南洋再也回不了故乡的台湾兵登场的《未竟之渡》（1997）亦然，被叙述者忽而变成了叙述者，甚至在同一行文章里叙述者也会更换，这种几乎令人眩晕的、幻惑的元小说世界，点缀以鲜血与暴力，作为充满死者记忆的小说而铺展开来。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这些故事从台湾社会历史这一文脉出来的可能性。就是说，华语文学其实每每均是在地化的成就。
第二个成为焦点的问题就是语言问题。黄锦树刻意追究的，是身为华人，作为其存在证明的“华语＝汉语”如何被内在化。他说“失语的南方因为在书写上一直是中原的边陲，所以才需要创造语言，所有的写作也必将是语言创造意义的写作”[29]，强调华文内在化的过程该有再造的必要，但如他所述，一定要再造，便不得不先预设其语言的历史和文明的连续性和传承性，要不然便无法再造出华语的现代性来。因此以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汉字为主题的小说《刺背》（2001），讲述了一个男子解谜似地追寻由研究苦力历史的学者所发现的骇人事实，同时企图将小说纹刺在苦力后背上的荒诞无稽且无限度地意识着中华文明的故事，表现出了中国想象的复杂性。在此，名副其实的语言肉体化被用作隐喻，汉字被用作中国文化的圣痕，对于恢复自己的语言——“华语＝汉语”的固执，被焦点化。不过我觉得，所谓恢复，并非朝着憧憬之彼岸的中国或作为历史根基的中国文化的回归，而是生而为华裔马来西亚人的自己一面受到历史的制约，一面冀望包括语言、文化在内能够原模原样得到容受的自我恢复。(https://www.daowen.com)
与尤利西斯的回乡、抑或徐福及桃花源传说相类似的“流离谈”形式的小说《开往中国的慢船》（2000），缀合了一位少年出门寻父的颠末：妈妈告诉他，去了中国的父亲一去不返；为了寻父，少年去探寻明朝大航海时代郑和遗留下来、驶往中国的航船；他骑着水牛离家，经过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村落，继续旅行，最终成了一位马来人的养子。在这仿佛历时体验马来西亚华人史一般的旅行的最后，少年一觉醒来，出现在眼前的，是三个华人和一个身穿马来人服装、似乎是印度人的男子。即便如同巡礼一般追溯在“作为乡愁（Nostalgia）的历史意识与作为历史意识乡愁”之间摇摆的华人历史，最终的去处仍旧是现实中的马来西亚，这一点，很好地昭示了黄锦树立足于此时此刻的自己、验证式地寻求自我恢复的文学特征。生活在台湾的马来西亚华人，尽管会从中国感受到文化乡愁，另一方面其个人乡愁却指向热带森林和橡胶园，这是因为其民族认同乃是夹峙在文化、血统与现在性的三足鼎立之中的。
将让人联想到李光耀和李登辉的一班政客及马来亚共产党干部为嘲笑对象，同时又描画了母猴与人之间的性事、满溢着自由奔放的想象力的《猴屁股，火，及危险事物》（2000）等黄锦树作品，读来令人想起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一类拉美文学，然而他的文学甚至连离散都伴同悲哀一道予以了漫画化处理，通过下沉到个人记忆的底处来探寻与集体记忆的连接点，同时重新验证离散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毋宁更接近于作为印度裔特立尼达人而降生、民族出身无法直接成为其存在证明的作家湿婆·奈保尔（Shiva Naipaul，1945—1985）的立场。在《开往中国的慢船》里，梦想着回归中国而四处漂泊的男子最终抵达的，是通往新加坡的道路，在《猴屁股，火，及危险事物》里，妄想自己是马来亚共产党全权代表的男子身披猴皮住在山洞里，在《阿拉的旨意》（1998）里被强迫改变信仰、皈依伊斯兰教以免除死刑的男子终生无法逃出小岛，这些似乎都是在暗示因历史注定而生活在永远的现在性里的华人命运。
黄锦树曾向台湾本土论提出一个质疑说“在台马华文学，其位置正在两地民族国家文学边上，其双重的既内又外，这样的皱褶存在本身即在质疑两地民族国家文学的狭隘。”[30]根据此视角来观察华人的书写或发声的处境，不管是在马来西亚作为与马来人相比呈现弱势状态的华人，还是在台湾作为海外华侨与本地汉族相比也呈现弱势存在的来自马来亚华人，都以弱势或离散立场来抵抗强势权力系统话语。但一旦转换强势／弱势位置，对中国大陆或台湾的非汉族作家来说，这些作为华人的主张也是强势族群的话语。问题便在于此，是否有必要寻求并确立一个贯穿“华”概念的想象共同性。
为探讨华语文学里的“华”的想象共同体问题，我们可以参照非“华”的汉语文学作比较。与为何采用汉语这一语言并从事汉语文学实践直接相关的，同时与“华”没有直接关联的，不再是汉族和华人，而是非汉族非华人作家的作品。以下我解读利格拉乐·阿乌、阿来和万玛才旦的汉语写作，尝试解构“华”来是否能脱离国族主义、文化主义、甚至血缘主义而讨论汉语文学。下面我策略性地提起汉语文学和母语之外文学这两种概念或视角，就注目于文学母语内外的相互机制这一点上，对讨论华语语系文学是有帮助并必要的。然而，论及跨出母语之外进行创作的作家作品时，必须将少数族群这一文脉纳入视野，这一点由前述之少数族群机制亦可自明。因为脱离了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的权力关系去谈论母语话语战略，无视其语言权利去讨论母语创作，只会徒然让强化多数族群权力话语的机会得到增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