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母语的相对性
以华语语系文学和汉语文学为平台展开个别作家的作品论之前，先来验证其作为关键词的母语问题。华语语系文学既然是从口头语出发的概念，母语的形成就是一个问题。口头语和书面语不同，它不是从教育之类的场域学到的，而是在成长过程中自然习得，就和母语概念紧密相连。然而，母语不一定是没有前提条件就自然形成的概念，乃是根据自己归属于哪个共同体而动摇可变的概念。
所谓母语，通常指成长过程中自然掌握的语言，而文学中的母语，则在教育、传媒等公共空间条件下亦可形成、使用，因此我们必须随时追问公共空间与个人空间的语言有着何种关系。具体来说，假定以个人的内部语言为母语的最小标准，那么文学既然是在个人的内部语言与外部语言的相互关系中被创作出来的，则如果不在母语内外进进出出，文学便无从成立。比如从词汇层面来看，母语中存在着众多所谓的“外来语”，因此也可以认为母语中其实已然实施了跨出母语之外的行为。倘是音译外来语，便是在母语语音之中，而意译外来语则是在母语语义之中，将其他语言编入了进来。更甚者，倘是双重母语者，因其后于第一语言习得的第二语言地层中已经先编入了第一语言，其母语本身便拥有了多层性。要之，母语并非本质性的固定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因个人意志与社会条件而导致边界转移不定、有时边界自身亦可能溶解的概念。
母语意识在个人与集体层面迥然不同，同时具有连续性。首先，它被一个人所拥有的个人意识概念化，然后再被对集体的归属意识决定其边界。同时，归属意识受到所给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个人决定权受到限制。集体意识会由家族扩大至地域共同体，由民族扩大至国家。它将止步于哪一地点，则基本上由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所规定。因此，母语的边界，一般而言，是在与社会性他者的关系中得以形成的。例如，倘是马来西亚华人，他是将马来人视为他者，还是将泰人视为他者，其母语边界会因此而产生出差异。若是中国国内的非汉族，他是将汉族视为他者还是将外国人视为他者，边界也会随之转移。我们无法在不考虑这种可变边界的情况下讨论母语。
再者，有时母语本身内包了复数语言。比方日本比较文学学者西成彦（Nishi Masahiko）在以母语问题作为文学作品分析的论文集《双语的梦和忧郁》[27]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观点。复数语言有两种状态：加法和除法。通常言及的复数语言状态就是以自己的母语为出发点像加法一样接近其他语言这种多语言状态。换句话说，在唯一的母语这一坚定的根基上重新学习外语，就是“强化自己”模式。但是在历史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复数语言状态。不管本人的意志如何，撕裂并隔开母语本身的另一种双语或复数语言。这可叫做“被强迫”的双语或复数语言。
举个例子来讲所谓除法状态为如何。比如日本原住民族阿伊努族的语言原先没有记录文字，虽然拥有像Yukar那样非常出色的长篇叙事诗等口头文学传统。后来到了20世纪有一个日本语言学家金田一京助，一方面给一个阿伊努族的女孩子进行日语教育，培养成一个阿伊努族语言和日语之间的翻译，一方面得了那个女孩子的协助用日语片假名来记录阿伊努族语言，如イランカラプテ（irankarapte，是“你好”的意思），イワンケノアンナ（iwankeno an na，是“我很好”的意思），タントシリピリカワ（tantosirpirkawa，是“今天天气很好”的意思），拟保存受到帝国日本的压迫而面临危机的阿伊努族语言。其实不管金田一京助是否有如何意图，这种记录他者的声音本身已经是一种翻译（＝声音翻译），不是纯粹的记录。因为这些所谓用日语的记录是按照自己的语言系统找相对的声音而已，并且无视使用语言的语境或场合，按照自己文化习惯找相对的句子来。再加上，阿伊努族语言的声音和日语的文字之间根本没有互动性。这可叫做往外除法的双语或复数语言状态。
另外有一个例子，在日朝鲜作家李恢成在日语小说《捣衣女》（1971）里描述的主人公来说，其“母语”不是日语也不是朝鲜语，应该认为所谓“母语”分割成两个，并且成为境界不明的汞齐状态。比如，小说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是“唉，谁替我雪除这仇恨”的意思。一看可见一句话里面有朝鲜语文字，加上以日语片假名小字表示朝鲜语发音，再加上以日语平假名表示朝鲜语发音及以日语表示意思。一句话里面有不同的文字混杂在一起，不同的声音共振在一起。这所谓往里除法的母语状态，就是说在母语内部内包了日语或朝鲜语的“除法”双语。(https://www.daowen.com)
此外，日德双语作家多和田叶子，将母语之外的语言行为必要化，提出母语之外（Exophony）的说法时，她也意识到那不是纯粹日语和德语对照的语言，而是在经历过殖民地的国家，含有殖民现代性的问题，形成非对称的双重语言状态。她介绍有一次访问韩国出席研讨会时看到一个值得思考的场面。有一个年轻听众向韩国老作家发问过去是否读过日本文学，老作家竟然感到意外说道，她们一代人曾不将日本文学当作外国文学，因为日帝强迫韩国人民学日语，根本不能使用韩国话，结果所有的外国文学都通过日语翻译来阅读。多和田叶子说一到日帝曾强迫当地人民往母语之外使用日语的国家，阴影就盖在母语之外概念上。因此，与其说母语是自然形成的，不如说是受到外在条件影响的一种相对概念。
进一步说，若从文学的框架来讨论上述的母语问题，例如为了日语解构的理由来提示日语文学概念，除非说明有何种语境或战略，那就不足以成为有效的用语。原来论及过去的历史时，以“将问题限于过去发生什么，当时思考什么这些问题的话，‘日本人’及‘民族共同体’的设定是纯粹假设问题”[28]来说，首先要问的是日本或日语这个假设的战略性及界限性。例如，用日语来记录阿依努语文学的情形，其本身已经有声音的翻译，若有在日本文学中如何定位的议论存在的话，即便将其想要关联到阿依努人如何在历史上从受到“和人”不合理及残忍的压制以及将来的解放，在既成的日语文学概念中定位这一行为本身也无法当做承认阿伊努族的基本权利，也必须认为在同化的机制中阿伊努语如何被吞灭这件事。在那个情形下，必须从既成的日语文学暂时解体来开始。此外，来自朝鲜的人们及其后代，以“在日”作家的身份用日语所创作的文学，浮现了母语内部的语言乖离及融合这个大问题。
回到作为“除法”的母语来考量华语语系文学，既然是说华语的人所创作的文学，首先必须探讨华语是以怎样的形式成为母语，以致成为书面语的文学作品的机制问题。比如，下面论述的台湾原住民族作家利格拉乐·阿乌，由排湾族母亲和中国人父亲所生，她在成长过程中发现母亲是底层边缘人（Subaltern），最终宣告自己是排湾族身份的作家。她接受的是汉语学校教育，和母亲及祖母一起生活中学会的排湾语是个人空间的母语之一，也成为她身份认同的基础。换句话说，她的母语是处于汉语和排湾语之间“除法”的状态，口头语和书面语之间母语并不一致，那样反而成为她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正是华语语系文学之包括性的好例子。但在此值得注意就是不单只是母语内部的复数语言之乖离，同时也浮现了母语在口头语和书面语之间产生机能性乖离的相关问题。
这个有关母语内部乖离及融合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利格拉乐·阿乌之前，在日本殖民地时代接受日语教育的台湾作家的例子。钟肇政（1925—）在《怒涛》（1993）这部小说中所使用的文字本身，特别是对话部分，含有复数的汉语、日语假名、英文字母，连汉语也有客家话、闽南语、标准语的区分。在对话部分，上半段是放置日语、英语、客家话和闽南话（即不同的文字用不同的语音来标记），下半段用标准汉语，寻找崭新的标记法来表达其含义。在同一页中混合了复数的不同文字的理由是，在日本殖民地时代，多重语音的对话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在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不仅被复数语言区别，在各自的空间又有复数语言的状态下，造成各自的声音在鸣响。这里不得不说的是，母语毕竟是一种除法的多重语言状况。
钟肇政所采用的写作方式属于声音不同文字也随之各异，但他的晚辈李乔（1934—）却是尝试原住民语或日语的语音用汉字标记的方法。让我稍微引用他在短篇小说《皇民梅本一夫》（1979）中用中文的对话文看看。“方法，奈！就认了嘎宜。”或是“问题哇，林，阿诺老野郎不讲。”出现诸如此类的表记。其实“奈”＝“ない”，“嘎宜”＝“がいい”，“哇”＝“は”，“阿诺”＝“あの”，“野郎”＝“やろう”，即是日语的语音用汉字来标记。李乔称之为“汉音日语”，等于6世纪开始的日本万叶假名的方法论超越千年以上的时光在台湾被实践出来。李乔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也可看作他和钟肇政一样，反映了日本殖民地时代台湾的多重语言状况，同时沿袭了现实→语音→文字的符号化进程之一般语言观。不过，如果把它当作单方向的符号化来思考，就会忽略了李乔的表现战略的核心。李乔之所以采用这个方法，乃是为了让他者的声音在汉语中响起来。
在文学创作上，口头语不是书面语的前阶段，而是互不可缺、相辅相成的东西，只有单方面是不可能创作的。华语语系文学之所以受到注目，正是因为它是口头语和书面语互相作用之下产生的文学表现。接下来，我用别的实例来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