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语系文学的战略

为了克服这种被国族意识形态所干涉的华文文学论述，1990年以来有一些人开始提出来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不管最早提出来“Sinophone”这一词是陈鹏翔还是张错，21世纪的现在华语语系文学的主要倡导者是王德威和史书美。依张锦忠的概括：“和以往的‘华文文学’概念不同的，‘华语语系文学’更具深远的视野与更实际的论述策略，甚至难免地缘政治（Geopolitic）之意涵。不管是史书美颇具战斗性的独纳非汉语母语中国作家的排中条款，还是王德威将中国‘包括在外’与将以华语为沟通的主体包括在内的对话想象，华语语系文学论述都比以往更为正视‘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这两个文学复系统之间的‘系际关系’”^[16]。王德威和史书美对中国或中国性的态度明显不同。

王德威认为“我们与其将华语语系文学视为又一整合中国与海外文学的名词，不如将其视为一个辩证的起点”^[17]，使华语语系文学不会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翻版，保证自己的自主性，同时他没有忘记对中国性的关心，说：“只有在我们承认华语语系欲理还乱的谱系以及中国文学播散蔓延的传统后，才能知彼知己，策略性地——套用张爱玲的吊诡——将那个中国‘包括在外’。”^[18]“将那个中国包括在外”确实是一个吊诡的说法，但此用词会给离散论述保留讨论空间。因此他一方面强调华语语系文学的策略性和涵盖性，一方面讨论“中国性”时采用离散、迁移、翻译等移动和转化的视角，保证中国内外对话的余地。

而史书美更强烈地反对离散论述而提倡在地化论述，认为华语语系研究是“反离散的在地实践，探索在地的政治主体的华语文化生产，而不是流放或离散主体的自恋式的母国怀乡症”^[19]，一开始就强调反离散的立场。这起因于她对少数族群的关心。她说“华语语系研究属于全世界少数族群^[20]研究或少数语言研究，宣告在一个国家之内或跨国上所谓比较少数研究的可能性”^[21]，因此这种对少数族群的关心，假如在中国国内，必然而然趋向于中国国内非汉族的汉语作家身上。“中国国内的非汉族文化受到优势的汉族文化的支配，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应”^[22]，“中国藏族作家用华语写作、台湾原住民作家用华语写作，因此都是在地的实践，与在地的语言／权力结构形成一种张力”^[23]。而对于海外华语写作，她和王德威不同，连对中国性都提出异议，说“中国性一旦化约为族裔性，例如李小红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发言，则中国境内无限复杂的中国性决定因素（体制、政治、族裔、阶级及性别等），仿佛就在仙女棒一挥之下全部同质化。为了简化以供外部消费，中国性的内部多样性遭到压制，于是好像所有华人都一样‘中国’。”^[24](https://www.daowen.com)

既然如此，史书美的关心并不在于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国性”的多样性或复杂性，而在于华语文化在地化的复杂和艰难的实践。说到这里，华语语系文学不得不面对一个大难题，则如庄华兴所说“作为隐性的民族文学，马华文学没有国家想象的基础，却有民族想象的实质，在国家文学的话语权力意志越来越强大的当下，马华文学始终在民族想象中徘徊、彷徨、其身份属性之吊诡，进一步突显了它的离散特质”^[25]，在地国作为少数族群的华人或许可通过离散概念想象民族共同体，甚至有些人被拖拉到国家想象或祖国憧憬，往往向往中国。但问题在于华语语系文学既然用“华”概念，针对各个少数族群有所不同并相互冲突的可能，先一定要分析、批评、解构这个概念。

正因为如此，有必要从“为何使用华语创作？”这一出发点开始议论，对于检讨华语语系文学而言更为有用。为何不是其他语言，而是使用汉字的华语来写作文学作品？从这根源性的问题出发，去检证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社会语境、创作的战略性，经由“为何⇒如何⇒何种”这条回路，大约可以将议论扩大向“语系”这一复杂系概念。

下面我以黄锦树为例讨论华语语系文学，以利格拉乐·阿乌（Liglav Awu）、阿来和万玛才旦为例讨论汉语文学，探索这些概念的学术意义时，颇似史书美说的“在创造‘华语语系’一词上，我最关心的一直是挑战具体的（本真性体制）（Regimes of Authenticity）”^[26]这一句，反对所有本质主义的讨论和论述。同时先要说明我以下使用的汉语文学是一种汉字书写的文学，之外没有既成的政治含义，只是为了将马来西亚华人的华语文学、台湾原住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和中国国内非汉族的汉语文学讨论在一起的实践构想的一种暂时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