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的汉语文学：声音的战略
从口头语与书面语的越界关系来说，实际上阿来的小说中有关嘉绒语的声音只有人名的程度，大部分都隐藏在暗处听不见。我们无法看见像台湾的作家那样去尝试声音和文字的实验，反而声音被排除在故事之外的印象。不过，那是阿来等西藏作家的叙事战略，再看另外一名西藏作家万玛才旦（Pema Tseden）的汉语小说就更清楚了。
与其说万玛才旦是作家，倒不如说他是电影导演还要来得出名。日本上演了他的《嘛呢石，静静地敲》《老狗》《塔洛》等主要作品，他在东京国际电影节（Tokyo Filmex）得奖，在国际上也获得高度评价。他用藏语和汉语双语这两种语言发表小说。从语言使用的层面来看，他处于像端智嘉（Dhondup Gyal）那样用藏语写作的作家，以及像阿来那样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之间的位置。我在这里提出他的汉语作品，用来思考异种语言间的声音问题。
先来看看《黄昏，帕廓街》（2014）。这部汉语短篇小说，描写的是巡礼者及旅客混杂的拉萨城市中，主人公目击奇妙并引人发笑的场面。汉族旅客企图将行五体投地礼走过来的老婆婆画下来，可是语言不通，于是叫她那稍懂汉语的孙儿用藏语和汉语口译，然而孙儿正置爱玩的年龄，他故意乱译一通耍花样。汉语话者及藏语话者互相无法理解对方所说的话，懂双语的主人公听了双方的对话，看到少年的幼稚恶作剧，禁不住笑起来。对话全部用汉语表现，例如“小男孩还是用汉语说：‘她是我奶奶。’中年男人这才反应过来小男孩说的是藏语，就问：‘你会说汉语吗？”或“小男孩一脸伤心的样子，用汉语对中年男人说：‘我奶奶说你不要再画她了。’中年男人问：‘为什么？’小男孩说：‘我问问吧。’小男孩又用藏语对奶奶说：‘我累了，不想磕头了。’”[70]等，为了让人知道他们用何种语言交谈，每句话都很明确地写出使用语。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使用语的说明，究竟他们用何种语言交谈，从文字上是无法判断的，只有将意思内容翻译为汉语，或是用汉语表现。
这样异种语言间声音不在的作品，更明显的是刻画语言不通及互相理解的汉语短篇小说《八只羊》（2009）。这里没有汉人登场，只有西藏人和美国人进行对话。刚死了母亲的西藏男孩，在羊群放牧期间遇见一名来自纽约的美国旅客。美国人用很差的汉语与他交谈，主要是用英语对话，当然彼此无法用语言来沟通。看到男孩用藏语说他的羊被狼吃掉的暗淡表情，美国人用英语调侃地安慰他说你是不是失恋了。终于，中文报纸送到了牧场，美国人得悉“九一一”那天美国发生恐袭事件。就算不了解内情，男孩也感知到有什么悲伤的事发生了，于是把牦牛肉干让急急忙准备离开那地方的美国人带走。男人把布达拉宫的纪念章送给男孩，然后离去。跟《黄昏，帕廓街》一样，文中对话一定说明是用何种语言进行。“老外耸了耸肩膀，摊手用英语说：‘很抱歉，我只会这一句藏语。’”，“老外接着用汉语问：‘你不会讲汉语吗？’”，“甲洛看着老外干裂的嘴唇，从怀里拿出一块牛肉干，递过去用藏语对他说：‘吃。’”[71]尽管这里出现口头语，然而个中含意彼此听不懂。旦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点，就是说，之所以知道他们无法用语言来沟通，是差异的认知。用汉语来表现此事，在某层面上乃是差异的可视化。所谓的对话，乃是一次性的声音语言用汉语将之文字化，连其可视化的差异语境也表现出来。将声音的现场性文字化这件事，产生复制可能的文本语境的机制在那里起了作用。只不过，在这里声音毕竟还是不存在的。(https://www.daowen.com)
那么，这个不存在的声音表示什么呢？难道声音被排除在故事以外？它带来的结果是相互理解被封闭了吗？实际上，在这篇小说中，不仰赖语言的相互理解之可能性确确实实地表现出来了。失去母亲的男孩的悲伤，以及因恐袭事件而痛失亲人的美国青年的悲伤，透过精神情感的交流而互相理解。然而，恰好这部看似在表达语言界限性的小说，只要细心阅读，就能发现它同时极高明地表现了语言的可能性。原因是在说话者听见自己的声音这个前提下，进行藏语和英语的对话。就算不挪用自己的声音自己听这个现象学的观点，男孩的藏语由男孩自己，美国人的英语由他本人来听见而理解。对他者发出的声音说给自己听这个简单的事实认知，可说是解读这部小说的关键。声音并没有被排除在故事以外，而是在登场人物的内部鸣响。那个内部共鸣成为声音和文字结合的回路之一，产生了丰富的文学表现。
小说中的汉语只不过是二人之间无法理解的他者语言，换句话说，所谓不懂汉语的局面通过汉语被描绘出来。在某种意义上，阿来和万玛才旦这些汉语小说亦能说明那正是不用排除他者性来进行对话的华语语系文学所要达到的目标。我在此要提醒小说里面的声音问题就是策略性地使用华语语系文学时必不可缺的重要视角。
巴斯克语作家科尔曼·乌里韦（Kirmen Uribe）记下了在爱沙尼亚遇见的博物学者所说的一段话。“就算我不懂你们的任何一种语言，我也知道你想说些什么。然而，你们无法听辨几只鸟儿的歌声。你们只能听见当中最明显的声音，用最大的声音歌唱的鸟儿而已。”[72]这段插曲在我们思考华语语系文学的战略时确实具有启发性。那是关乎聆听少数的声音之重要性，以及针对无法听辨那些声音这一状态的批判。为了克服潜藏于华文文学的民族主义而登场的华语语系文学，站在那个立场的人，必须侧耳聆听更微小的声音。不是听取叫做华语的大声音，而是听辨更多复杂体系存在的微小声音，可说是华语语系文学今后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