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940年9月3日午后的“孤岛”上海，“京华酒家”传出几声枪响，一个人应声而倒。这个人是刘灿波，笔名刘呐鸥，一位颇具争议性的文化人物。他的身份复杂，艺术实践也跨越多种文化与媒介。关于他的死因，出现了各种声明、推测与谣传。[2]无论起因如何，刘呐鸥的死亡标记着他的艺术视野在混乱暴力的20世纪40年代的终结。在他短暂但创作丰富的一生中，刘呐鸥（1905—1940）在上海作为一位“新感觉派”作家、译者、出版人、编辑、电影评论者、编剧与导演而活跃着。[3]出生于台湾台南的地主家庭，刘呐鸥在日本就读高中与大学，并曾在上海的震旦大学学习法语。[4]刘呐鸥通晓中、日、法、英等数种语言，便于他学习不同文化与媒介。[5]他的语言优势与丰富的旅行经验使他形成一种具乌托邦色彩的“世界主义”倾向，尤其在电影艺术观念方面，超越国族、语言与种族的界限。生长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居住于半殖民地的上海，刘呐鸥个人经历所具象化的都市世界主义映照了殖民现代性的自我矛盾。他是一个身份复杂的殖民产物，存活于中、日与东、西的张力及日本侵略战争的灾难与暴行夹缝之中。
在本文中，我分析刘呐鸥的文学、电影与理论作品如何因他的跨文化与跨媒介的互动而丰富，并探究他理论与创作中摄影机运动与身体运动、节奏与音乐性如何与这种跨文化的跨媒介性密切相关，创造出一种生动的“隐喻性声音”[6]。电影中的“隐喻性声音”，我指的是摄影机、身体运动和剪辑所暗示出的节奏与音乐性。这种“声音”或许不能被听到，但可在沉默中被想象。用美国电影声音设计师瓦尔特·默奇（Walter Murch）的话说，“一旦你漫入隐喻性声音——这种声音与你的所见不符，人的思维就会寻找更深层次的模式……在地理层面，自然层面，心理层面……隐喻性声音的终极形态是寂静无声”[7]。因此，我探寻这些彼此关联的概念与实践如何创造一种新的视听美学的可能性，其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经过不同媒介、艺术形态、材料、生活与艺术的多层介入与互动，既促进也在不同程度上局限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视野。
我也探讨刘呐鸥的理论、文学与电影写作如何阐释上海这一城市作为充满活力的视听场域，充满来自日常生活空间、电影院里及电影银幕上的多元声音。上海作为一个多元文化混杂的社会空间，“不同文化相遇、碰撞、角力，经常形成高度不平衡的支配与从属关系——如殖民主义与奴役”[8]。刘呐鸥的跨媒介与跨文化实践暗示一种越过多重边界的可能性（如美学、政治、人际等）。通过细读刘呐鸥向苏联导演维尔托夫“都市交响曲”电影《携摄影机的人》（1929）致敬的业余／家庭／旅行／城市电影《持摄影机的男人》（1933，46分钟），[9]我研究刘呐鸥的影片如何跨文化重新发展了一种电影形态，形成一种复杂且混杂的电影文体。其动机来自“都市交响曲”、业余影像／家庭电影及旅行与探险电影，也自其他艺术样式，如自上海20世纪20年代的“新感觉”派文学中获得灵感，巧妙编织进刘呐鸥自身的旅行经验。布伦达·霍尔维格（Brenda Hollweg）认为旅行电影本质上在角度与题材上是超越国界与文化的：形式上涉及其他艺术实践、领域与媒介——电影与摄影，舞蹈与表演，戏剧与绘画等。[10]当然，刘呐鸥意图超越不同美学与政治的电影观在当时社会动荡、日本对中国军事入侵与暴行的背景下也显得不合时宜。他这种跨文化跨媒介性的具乌托邦色彩的想象在此历史时刻必然夭折，尽管留些残迹在各种作品中。(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说世界主义与旅行电影（如刘呐鸥的《持摄影机的男人》）暗示跨越国界与文化边界，“隐喻性声音”则与跨媒介性密切相关。当探讨电影是“纯粹”还是“混合”的及“与其他艺术与媒介的杂交”，电影与媒体学者使用“多媒介性”（intermediality）与“跨媒介性”（transmediality）等概念。[11]这些概念隐含一种流动的方法论与批评视角。“多媒介性”与“跨媒介性”都指向“在形式之间的状态”及“留下印记可被重构的过程”[12]。如此高度互动的方式可包括两种或以上艺术形式与媒介之间的换位、结合、共生、转换等。我们在刘呐鸥的个例中可发现跨越文学、音乐、翻译、剧本写作、电影批评、导演之间的彼此渗入与影响，及与他个人生活经验与日常行为（如旅行与跳舞等）之间的互动。因此“艺术创作与生产的过程被前景化”[13]，使得创作者与观众／听众／读者意识到一种特定媒介的独特性，以及多媒介／跨媒介过程中的混杂性。这种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时态与运动“被用于媒介交换间的转变而抵抗一种终结”[14]。
在多数情形下，“多媒介性”与“跨媒介性”几乎可以互换讨论，但在此我着重讨论刘呐鸥作品与生活中的跨媒介性与跨文化性。强调“跨”（trans）而非“介于”（inter），我聚焦于过程与流动性，如（Nadja Gernalzick）与（Gabriele Pisarz-Ramirez）所言：“‘跨媒介性’与‘跨文化性’，都意指超越、过程与暂时性。”他们也指出“跨越的含混性”可在媒介或非媒介之间存在。[15]与同时代其他有类似“跨界实践”的著名文化人士如洪深和田汉相比，刘呐鸥在剧本写作与电影导演上成就不能算高，他写作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及电影理论上，他对电影美学的深邃阐释及暧昧的政治与文化身份也令他值得探究。“艺术媒介与生活媒介”[16]之间、“媒介身份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复杂互动网络[17]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刘呐鸥的死亡及此后作为“文化汉奸”的声名狼藉。
鉴于已有详尽的中英文研究涉及刘呐鸥在半殖民都会上海时期的文学作品、生活方式与复杂的文化身份[18]，我的研究更多关注刘呐鸥被忽略的影片《持摄影机的男人》与他复杂的电影理论，以丰富我们对早期中国电影理论与欧、美对话的认知。因此，此片被置于世界电影史与美学发展背景中作为一个案例分析。其次，讨论“都市交响曲”影片技巧如摄影机与身体运动、节奏与音乐性，本文提供一种对“隐喻性关系”与跨媒介性关系的解读，因此拓展我们对电影声音与声音研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