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书虚》第十六至《说日》第三十二等十七篇，是《论衡》的第二组文章：
《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语增》、《儒增》、《艺增》、《问孔》、《非韩》、《刺孟》、《谈天》、《说日》
这十七篇文章，是一组系统地论述虚妄之言的文章。黄《序》将它们归入“论书传中关于感应之说违自然之义和虚妄之言”的“第四组”，认为除《书虚》、《道虚》外的七虚是“评书传中关于天人感应说的”，此外则是“评书传中虚妄之言”的。朱《考》则将九虚三增与《问孔》、《非韩》、《刺孟》等十五篇归入《论衡》之书，又说后来又“以当时四分历与太初历之争为背景，增入《谈天》、《说日》二篇”。虽然其关于《论衡》的编撰经过的说法是可以商榷的，但将上述文章归入一类则还是正确的。张宗祥以九虚三增十二篇为一个单元，“皆驳传记之不可信者”；以《问孔》、《非韩》、《刺孟》三篇为一个单元，“则指三家之失”；“天日不经之谈，古记至多，故又著《谈天》、《说日》二篇”。[3]钟《谱》以三增九虚为一个单元，认为它们都是“批判虚妄不实之言，主张实事求是之论”的；又以《问孔》、《非韩》、《刺孟》为一个单元，认为它们“大抵继三《增》九《虚》而作”；又以《谈天》、《说日》为一个单元。他们都将上述文章分成三个单元，认为它们的性质比较接近。本章则倾向于将它们统统看成是一组文章，不再细分。
这组文章的基本宗旨，是批判书传中的虚妄之言，也就是其中第一篇《书虚篇》的开头所说的：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实尚可知，沉隐之情尚可定，显文露书，是非易见，笼总并传非实事，用精不专，无思于事也。
这段开场白，可以看作是《书虚篇》的小序，也可以看作是九虚的小序，还可以看作是这组文章的总序。这组文章可以说是从各个角度阐述这个宗旨的。我们先来看九虚。《书虚篇》首先批判了古书中的各种虚妄之事。《变虚篇》则从“书虚”中举出“宋景公之时荧惑守心”一事，着重从“变虚”的角度加以批判；《异虚篇》则从“书虚”中举出“殷高宗之时桑谷俱生于朝”一事，着重从“异虚”的角度加以批判。这两篇，可以说都是《书虚篇》的某一局部的放大。不过，《变虚篇》和《异虚篇》所批判之事，都与天人感应论有关，因此，王充的思路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天人感应论，为此写了《感虚篇》。《变虚篇》和《异虚篇》因而又可以看作是《感虚篇》的某一局部的放大。《感虚篇》批判了十五件虚妄之事，其中十四件是“传书言”，只有一件是“世称”，可见“感虚”也是“书虚”的一个方面；但《书虚篇》所讨论的大都不是天人感应论方面的内容，所以“感虚”又不完全等于“书虚”。在写成《感虚篇》以后，王充觉得有必要将“祸”、“福”方面的天人感应论加以重点论述，于是就写了《福虚篇》与《祸虚篇》。《福虚篇》的开头云：
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
这是“祸”、“福”方面的天人感应论。《福虚篇》然后说：
阳恩，人君赏其行；阴惠，天地报其德。无贵贱贤愚，莫谓不然。
可见《福虚篇》是论述“福”方面的天人感应论的。《祸虚篇》的开头云：
世谓受福祐者，既以为行善所致；又谓被祸害者，为恶所得。以为有沉恶伏过，天地罚之，鬼神报之。天地所罚，小大犹发；鬼神所报，远近犹至。(https://www.daowen.com)
可见《祸虚篇》是论述“祸”方面的天人感应论的，并且是承《福虚篇》而写的，和《福虚篇》是姐妹篇。王充然后又将“感虚”从观念领域引向习俗领域，于是便写了《龙虚篇》与《雷虚篇》。这两篇文章，旨在就“龙”与“雷”这两个具体事例说明“感虚”，也可以看作是姐妹篇。《龙虚篇》的主旨，是关于天龙的“感虚”；《雷虚篇》的主旨，是关于天人的“感虚”。比较二者，可以看出“雷虚”和“感虚”直接有关，“龙虚”和“感虚”却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因为“雷虚”而牵连及之的。从“感虚”引申到“龙虚”和“雷虚”，似乎首先应该想到“雷虚”，而后再由“雷”及“龙”，而现在却正好相反，其中缘故不太清楚。从《龙虚篇》，王充很自然地转到了《道虚篇》的写作。它们的共同点是某类生物可以升天，在龙是借雷雨，在人是靠神仙(即从这种过渡也使人觉得《龙虚》如在《雷虚》后更为合适)。它们的不同点是《道虚篇》不是谈天人感应论的。由此可见其与上述“感虚”各篇的联系与区别。《道虚篇》中，三分之一引了“儒书言”，三分之一引了“世”言，三分之一引了“道”言，这显示了其与《书虚》的联系与区别。
虽说九虚着眼于“虚”而三增着眼于“增”，但其实“增”只是“虚”的一种。“虚”是属概念，“增”是种概念。王充把“增”从“虚”中单独列了出来，于是就有了三增的写作。《艺增篇》的开头云：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墨子哭于练丝，杨子哭于歧道，盖伤失其本，悲离其实也。蜚流之言，百传之语，出小人之口，驰闾巷之间，其犹是也。
由于上面的《语增篇》和《儒增篇》都没有小序，所以，这既可以看作是《艺增》的小序，也可以看作是三增的小序(奇怪的只是其没有放在三增的第一篇的开头，却放在最后一篇的开头)。《艺增篇》接着又云：
诸子之文，笔墨之疏，人贤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实，犹或增之，倘经艺之言，如其实乎?言审莫过圣人，经艺万世不易，犹或出溢，增过其实。增过其实，皆有事为，不妄乱误，以少为多也。然而必论之者，方言经艺之增与传语异也。经增非一，略举较著，令恍惑之人，观览采择，得以开心通意，晓解觉悟。
其中提到了“诸子”之增与“传语”之增，可见《语增篇》与《儒增篇》都作于《艺增篇》之前，《艺增篇》则是继之而作的。《语增篇》所处理的，是“传语”之“增”，共有十一条；《儒增篇》所处理的，是“儒书”(毅平按：王充所谓“儒书”，非尽指儒家之书)之“增”，共有十六条；《艺增篇》所处理的，是“经艺”之“增”，共有八条。王充写作三增，盖是由一般的传语及于儒书又进而及于经书的，这样可以使文章造成一种逐渐深入的气势。
《问孔篇》、《非韩篇》、《刺孟篇》是姐妹篇。盖王充在写九虚三增以后，尤其是在写三增以后，自然而然地就注意到了“儒书”中最有名的一些贤圣如孔子、韩非子和孟子书中的“虚”、“增”问题。虽说九虚三增中也有关于这三家的论述，但因为他们比较重要，且可以评论之处甚多，所以王充把这三家单独列了出来，以“问”、“非”、“刺”名之。表面看来与九虚三增不一样，但其宗旨是一脉相承的。《问孔篇》的开头云：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知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
由于下面的《非韩篇》和《刺孟篇》都没有小序，所以，这一段话，不仅可以看作是《问孔篇》的小序，也可以看作是这三篇文章的小序。所谓“贤圣”，即指孔子、韩非子、孟子三人而言。王充写作这三篇，盖是根据三子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而定先后的。在当时，孟子还没有直接孔子的地位，那是宋代以后的事。[4]
《谈天篇》和《说日篇》为姐妹篇。《谈天篇》批判了关于天的两种说法，一种是“儒书言”，一种是“邹衍之书言”；《说日篇》批判了“儒者”有关日月星辰的种种说法。从写作方法和基本宗旨来看，它们显然是九虚三增等篇的延伸。王充盖是将书传中有关“天”和“日”的“虚”、“增”单独列出加以评论，因而写了《谈天篇》与《说日篇》的。
综上所述，从《书虚》第十六至《说日》第三十二等十七篇，都是就书传和传说中的各种各样的“虚”、“增”加以评论的，它们之间具有不同种属不同层次的分类关系，但基本宗旨则是一致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的联系和过渡的脉络也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