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论衡》的命运，在近代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近代的中国，已经不再如过去那样是一个封闭的文化圈，而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反应场。西方近代思想的传入，使人们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去重新认识传统文化。近代《论衡》评价的质的变化，就是这种重新认识的产物。所谓“质”的变化，是指思想范畴的变化。传统的《论衡》评价，无论是说《论衡》“非圣无道”，还是说《论衡》“发明孔子之道”，都不脱儒学思想的范畴；只有说《论衡》问孔问得好，刺孟刺得对，并进而摆脱儒学一家得失的纠缠，用新的科学观念去研究《论衡》，才算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近代的《论衡》评价，就是这样一种从传统评价中摆脱出来的新的评价，呈现出缤纷多姿的色彩。
近代《论衡》评价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肯定王充敢于发表己见，敢于批评圣贤。这一特点，在鸦片战争以后已微露端倪。刘熙载《艺概》卷一《文概》说：“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虽然说得还比较隐约含糊，但已经显示了摆脱传统认识的迹象。“独抒己见”四个字，后来成了近代思想家们评价《论衡》时大加发挥的题目。章炳麟《国故论衡》中卷《论式》说：“今汉籍见存者，独有王充，不循俗迹。”[3]又《检论》卷三《学变》说：“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耑，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也。”[4]认为王充是汉代(甚至是两千年来)独一无二的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家，敢于批评圣人，敢于怀疑传统，汉代有了王充一个人，就足以振刷它的耻辱。章士钊《答张九如书》说：“吾家太炎，曾盛称《论衡》一书……允哉斯言!”对章炳麟之说极表赞同。张九如《与章士钊书》[5]说：“《论衡》用客观的眼光，批评史事，鞭辟入里，实为中国有数之作品。”亦肯定了《论衡》的批评精神。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肯定《论衡》是“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6]，也和章炳麟一样，把王充看作是汉代思想家中第一人，把《论衡》看作是汉代第一奇书，强调了《论衡》的“批评”性质。张宗祥《论衡校订》三卷附记说：“充之书，自《史通》后，非之者多矣。然当谶纬盛行之日，独能发其幽思，证彼虚妄，才智过人远矣，安可执儒家之言以绳之?此非为乡先哲辨诬，有识者自能知之。”也认为应该摆脱《史通》以来用儒家思想衡量、批评《论衡》的窠臼。其《校注论衡序言》又说：“《论衡》一书，九虚三增以辟虚妄，明死无鬼，明死无知，葬当从薄，灾不自天。当谶纬盛行之世，五行说胜之时，独能标真义，疾虚妄，无援无助，奋孤笔以战古今，此真特立卓见之士，奈何以供谈助?此蔡与王所以为庸下也。不和同而随俗，不厚古而泊今，不摹仿以求名，不依违而寡实，在《太玄》、《法言》之上，居《说苑》、《新序》之前，顾乃推重刘、扬，何其谦也……人惟能不泥古昔，方能疾趋迈往；人惟能力求真是，方能大道日明。公元初纪之时，有此卓荦不群之士，神州无二，举世少双。彼俗儒者，夏虫耳，安足与之语冰哉!”[7]对于王充的特立卓见、卓荦不群给予了高度评价。莫伯骥在《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子部一《<论衡>通津草堂本跋》中，更是通过东西文化的比较，纵论中国历来思想言论不自由之危害，从而肯定《论衡》的价值：“后来如金李纯甫、明李卓吾著书，每与孔、孟为难，当导源于此。言论解放，不为古今人束缚，表现怀疑派哲学精神，王氏实开其端。”和说《论衡》“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的乾隆皇帝一样，莫伯骥也看到了《论衡》与李贽等“异端”思想家的联系，但他是站在截然相反的立场上来肯定这种联系的。莫伯骥高度评价了《论衡》的“言论解放，不为古今人束缚”的特点，实际上也表达了近代人的愿望，反映了近代要求言论思想解放的呼声。近代《论衡》评价的这种特点，黄晖在《论衡校释·自序》中说得很清楚：“对《论衡》有真正的认识，还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因为诸子是研究思想史的宝藏，研究诸子的兴趣，不减于经史。治诸子的人，尽革前儒一孔之见，实事求是，作体系的历史的探讨。不因为他问了孔子，刺了孟子，就减轻他的价值。或者在现代人看来，还要增高他的价值。”黄晖此文写于1935年，“最近二十多年”，也就是20世纪初这一时期，主要是指二三十年代。黄晖认为，《论衡》的问孔、刺孟增加了《论衡》的价值，这说出了近代《论衡》得到善评的根本原因。这是《论衡》评价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论衡》因为“非圣”被骂了近千年，到了近代，第一次因为“非圣”而受到了赞扬。从“非圣”之不成其为问题，到“非圣”罪莫大焉，到“非圣”非得好，近两千年来《论衡》评价的这个三段式，充分证明了时代的变迁对人们眼光的影响和制约。当然，根据《论衡》对儒家的态度而决定《论衡》的价值，这仍然表明近代的《论衡》评价尚未完全摆脱儒学一家得失的纠缠，也可以说是近代《论衡》评价的一个局限。(https://www.daowen.com)
由于打破了儒学思想的束缚，近代的《论衡》评价出现了多姿多彩的局面，各种西方近代思想在《论衡》评价中都有所反映。有用西方哲学范畴来评价《论衡》的。如梁启超说《论衡》是“批评哲学”，莫伯骥说《论衡》是“怀疑派哲学”，章士钊说《论衡》的《实知》、《知实》二篇“开东方逻辑之宗，尤未宜忽”。有将《论衡》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长河中去把握的。如章炳麟《检论》卷三《学变》认为，汉晋间学术有“五变”，而《论衡》为其中之“一变”。[8]唐兰《读<论衡>》[9]说：“学者立言，每缘当世之风尚，言之平诐，亦系世之盛衰。”认为《论衡》亦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关，且影响汉末魏晋间思想风尚甚巨。黄侃《汉唐玄学论》[10]说：“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凡虚言、谰语，摧毁无余。自西京而降，至此时而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欢忭宁有量耶……其于玄理，终不可谓之无功云。”黄晖《论衡校释·自序》说：“《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这儒教的天人感应说，使中古哲学史上揭开一大波澜。”都初步抛弃了过去《论衡》评价中那种静态地看问题的方法，采用了动态的方法。有用西方文体为标准来重新评价《论衡》的文章的。如章士钊说：“此编看似碎细，然持论欲其密合，复语有时不可得避，一观欧文名著，自晤(悟)此理。邦文求简，往往并其不能简者而亦去之，自矜义法。曾涤生谓古文不适于辨理，即此等处。充文布势遣词，胡乃颇中横文矩矱?殊不可解。”关于《论衡》的文章，历来聚讼纷纭，章氏此说异军突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有从地理环境角度来评价《论衡》的。如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11]说：“应邵、王充，南方之彦(邵为汝南人，充为会稽人)，故《风俗通》、《论衡》二书，近于诡辩，殆南方墨者之支派与?”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中国古代也不乏其例，如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就将风土与民情结合起来考虑；但刘师培的观点出现于近代，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由严复介绍进来的孟德斯鸠的学说(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12]也将先秦思想分成南北二派，同是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的产物)。此外，有用实用主义哲学来评价《论衡》的。如胡适《王充的<论衡>》说：“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才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种态度；——疑问，假设，证验。”胡适把《论衡》说成是一部符合实用主义精神的著作，这一点常常受到人们的批评；但是，胡适的说法正如从《论衡》中汉晋人看到了“谈助”，宋清人看到了“非圣”，近现代人看到了“哲学”一样，实不值得奇怪。此外，还有用现代科学发现来探讨《论衡》所载之传说的。如莫伯骥《<论衡>通津草堂本跋》举《论衡》中“广汉杨伟能听鸟兽之音”一段，辅以《论语疏》、《左传》、《史记》等古籍中所记载能听鸟兽之音诸传说，说：“南美洲有新人种，所操土语有五百余种区别。人类愈卑陋，语言愈复杂，固世界公例。此人种则美总统游南美时发见者也。鸟兽之声，不审比新人种如何?谓能辨之，当非易易矣。”莫氏以鸟兽之声比新人种土语，固嫌迂拙；但能用科学眼光来探讨《论衡》乃至古籍中历来或被视作“谈助”、或被视作“怪论”的传说，却是难能可贵的，这开了后来人们向古籍中搜寻科学史史料的先河。凡此种种议论，都是近代思想解放的产物，远非古代的《论衡》评价所能企及。当然，有些学者承乾嘉考据学之余绪，仍然从“有资考证”这方面来理解《论衡》的意义。如孙人和《论衡举正·自序》说：“至若征引故实，转述陈言，可以证经，可以考史，可以推寻百家。”[13]强调《论衡》有助于经史子三方面的考证工作，即是其例。梁启超也认为，可以《论衡》等汉人子史及汉人经注为辑周秦古书之资料。这种观点，在近代的《论衡》评价中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反映了近代《论衡》评价对清代学术的继承性一面。可以认为，作为一种可贵的上古资料，《论衡》这方面的价值将永远为人们所重视，只是兴趣的焦点和取汲的角度无疑将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
由于打破了儒学思想的束缚，由于对《论衡》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论衡》本身的整理也就日渐受人重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论衡》研究者，好几部有分量的《论衡》校注本。1920年代中期，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呼吁学者整理“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论衡》。他说，此书“卢、王皆未校及，俞荫甫、孙仲容所校，约数十条。蒋生沐(光煦)从元刻本校补今本脱文三百余字。但全书应加董治之处尚不少，我很盼好学之士能做这件工作”[14]。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生刘盼遂(1896—1966)响应导师的号召，其《论衡集解·自序》说：“予自负笈清华园，初有志于修正是书。”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在1932年完成了《论衡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与此约略同时，黄晖(1909—1974)亦经过七年努力，于1935年完成了《论衡校释》(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这两部著作，尤其是黄晖之作，成了现代《论衡》整理的力作。此外，任公门人杨树达(1885—1956)有《论衡》的校读本，吴承仕(1884—1939)有《论衡校释》(手校本)[15]，刘师培(1884—1919)有《论衡校补》，胡适(1891—1962)有《论衡校录》(手校本)，齐燕铭(1907—1978)有《论衡札记》(稿本)，刘文典(1889—1958)有《论衡斠补》，章士钊(1881—1973)有《论衡校读》，孙人和(1894—1969)有《论衡举正》，张宗祥(1882—1965)有《论衡校注》，马宗霍(1897—1976)有《论衡校读笺识》[16]，等等，一代之名流学者，均纷纷措手于《论衡》之整理(惜大多未能问世)。在此前后，又有陈益的《评注论衡》(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许德厚的《详注论衡》(上海真美书社，1928年)，高魁光的《论衡集解》(抄本，1939年)，等等，此外，标点本或影印本则更多至二十余种。短短数十年间，竟有这么多的《论衡》校本或注本出现，和清代《论衡》整理的可怜状况相比有了显著的进展。这种现象出现在《论衡》评价有了质的变化的近代，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古籍整理和时代风尚是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