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以上，我们对近两千年来《论衡》评价的变迁作了一个大致的勾勒。从这个勾勒中，我们可以得到若干启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和思想潮流，是决定该时代《论衡》评价基调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理解各时代《论衡》评价的钥匙；反之，从各时代《论衡》评价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出各时代社会状况和思想潮流的推移变化。其次，我们可以看到，《论衡》命运的浮沉与儒学地位的升降有密切关系。从东汉到近代，《论衡》评价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唐代以前至宋元以后，《论衡》评价经历了第一个否定；从宋元以后至近代以后，《论衡》评价经历了第二个否定。这个过程正好与儒学地位的升降成反比，与思想解放的程度成正比。再次，从《论衡》评价的变迁中我们还能看到，人们的评价不能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相反，在相当程度上是受时代制约的。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可以认为他们对《论衡》有“真正的认识”，但说到底也只是他们那时代的认识。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我们这时代的《论衡》评价的局限性有较为清醒自觉的反省，尽管我们的认识也许要比前人进步和深刻得多。最后，《论衡》评价史的回顾，当然应该促使我们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为新的目的，以新的观念，更深入地去探究《论衡》的奥秘，而不应满足于已有的结论。
【注释】
[1]连其时的小说也受了影响，如《镜花缘》第七一回《触旧事神往泣红亭 联新交情深凝翠馆》云：“锦云望着众人笑道：‘兰言姐姐的话，总要驳驳他才有趣。刚才他说：善恶昭彰，如影随形。我要拿王充《论衡》福虚祸虚的话去驳他，看他怎么说。’兰言道：‘我讲的是正理，王充扯的是邪理，所谓邪不能侵正，就让王充觌面，我也讲得他过。况那《论衡》书上，甚至闹到《问孔》、《刺孟》，无所忌惮，其余又何必谈他!’”兰言之言，恐怕也代表了李汝珍的看法。
[2]从莫伯骥文文脉来看，此条同样为引李慈铭之说，虽不见于《越缦堂日记》，但当别有所据，唯出处暂不详。
[3]章炳麟《国故论衡》，第84页。
[4]《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44页。
[5]载《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一号，天津，甲寅周刊社，1927年1月22日；又收入黄晖《论衡校释》附编三。本书所引据《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一号。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收入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3页。
[7]见其《论衡校注》，序言第3页。(https://www.daowen.com)
[8]《章太炎全集》(三)，第444页。
[9]载《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号，天津，甲寅周刊社，1927年1月15日；又载《商报·文学周刊》第十六期，1930年1月21日；后收入刘盼遂《论衡集解》附录；又收入《唐兰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本书所引据《唐兰全集》，第一册，第65页。
[10]载《时代公论》(周刊)第十一号，南京，时代公论社，1932年6月10日；又载章太炎主编《制言》(半月刊)第十六期，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5月1日；又载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三卷第一期“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下)”，南京，中央大学出版组，1937年6月；又载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重庆，中央大学出版部，1943年；后收入《黄侃论学杂著》，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又节选入刘盼遂《论衡集解》附录。本书所引据《黄侃论学杂著》，第482—483页。
[11]载《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九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5年，署名“刘光汉”。
[12]收入其《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收入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73页。
[15]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吴检斋遗书》本。
[16]张宗祥提到，戊戌变法那年(1898)，他十七岁时，“得《论衡》，心喜无已”；民初任职北京时，“老友聚语，皆欲致力于此书”(《校注论衡序言》)，亦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然其校《论衡》稿，前后几十年，屡成屡废，初毁于“一·二八”日机轰炸，再失于托稿之人入狱，最终成书，已是1959年。而马宗霍之书，肇始于1930年代，也成书于1959年。然而二书出版，则又是五十年后(2010)了。学人著书出书，何如是之难哉!又，张宗祥所云“老友”之一，为朱宗莱(字蓬仙，1881—1919)，1915年任北大教职。“蓬仙旋殁，未见遗书，闻朱君逖先、马君幼渔分得之，不知《论衡》有校记否?以意度之，一二年之中，未必卒业。”(《校注论衡序言》)而马宗霍却说：“笺识中……所称朱校元本，出朱宗莱手，北平书客尝持以求售，留余案头者经时。朱据坊刻王谟《汉魏丛书》本，假硖石蒋氏所藏之元至元刊本为校。俱非善本，而元刊本尤恶!朱氏一一照写，错讹触目皆是，竟有无以下笔者，书客复索高值，仍以还之。”(《论衡校读笺识序》)则朱宗莱实曾措手，然张宗祥无缘得见，却为马宗霍所见。时马在北京，张在杭州；马序作于1959年9月，张序作于同年12月；关于老友校《论衡》事，张竟失之交臂，亦可为之一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