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衡》(包括王充其他各书)的文章，是非常的浅显饶舌的。这一点，王充自己也是清楚的。他在《自纪篇》中说：“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充书形露易观”，“《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充书不能纯美”，“充书既成，或稽合于古，不类前人”，“充书文重”，等等。大致归纳起来，可以看出《论衡》的文章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语言通俗(“集以俗言”)，二是行文直露(“直露其文”，“形露易观”，“务在露文”)，三是不合于古(“不类前人”)，四是不重推敲(“不能纯美”)，五是分量较多(“充书文重”)。这些特点，在今天来看，只能说代表了一种颇有特色的文章风格，很难说是优点或是缺点，但是在古代，却曾引起了一代又一代文人的纷纷议论，成为《论衡》评论的重要争议点之一。

汉代文章，从贾谊到蔡邕，经历了若干阶段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变化，汉代文章的根本特征，乃是讲究修辞，注重推敲的。尤其是王充之前的刘向、扬雄的文章，更是深覆典雅和精致简练的。在汉代文章的这种主流中，像王充《论衡》这样的浅显饶舌的文章，自然是孤立的异端的存在。这不仅相对于它之前的文章来说是如此，即相对于它以后的文章来说也是如此。因此，《论衡》的文章问世以后，就必然会受到人们的批评。而这种批评所依据的标准，自是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深覆典雅的美学趣味。这方面的批评，现在已无独立存在者，仅附见于《论衡》的《自纪篇》中，是王充为自己的文风辩护时所征引的。

批评之一，是认为《论衡》的文章太浅，“或谴谓之浅”，其中包括语言通俗与行文直露两个方面。当时的流行看法认为：“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案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者，训古乃下。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玉隐石间，珠匿鱼腹，非玉工珠师，莫能采得。宝物以隐闭不见，实语亦宜深沉难测。《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岂材有浅极，不能为深覆?何文之察，与彼经艺殊轨辙也?”这种流行看法中所流露的文章趣味，显然来自于当时举世所重的经艺之文的影响。其所要求于文章的“深沉”、“鸿重优雅，难卒晓睹……训古乃下”、“与俗不通”、“深沉难测”、“为深覆”等，便都是经艺之文所具有的特点，同时也是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诸如扬雄之文的特点。从这种流行看法中，可以看出当时人要求文章深覆典雅的文章观之一斑。

批评之二，是认为《论衡》的文章不重推敲。当时的流行看法认为：“口无择言，笔无择文。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言瞭于耳，则事味于心；文察于目，则篇留于手。故辩言无不听，丽文无不写。今新书既在论譬，说俗为戾，又不美好，于观不快。盖师旷调音，曲无不悲；狄牙和膳，肴无澹味。然则通人造书，文无瑕秽。《吕氏》、《淮南》，悬于市门，观读之者，无訾一言。今无二书之美，文虽众盛，犹多谴毁。”这种流行看法中所流露的文章趣味，显然来自于当时文章家所重视的诸子之文的影响。当时的文章，大都是精心推敲过的；而王充的文章，却往往意之所之，一泻千里，无暇推敲。这自然会引起当时人的反感。从这种流行看法中，可以看出当时人要求文章精心推敲的文章观之一斑。(https://www.daowen.com)

批评之三，是认为《论衡》的文体不类前人。当时的流行看法认为：“谓之饰文偶辞，或径或迂，或屈或舒；谓之论道，实事委琐，文给甘酸。谐于经不验，集于传不合；稽之子长不当，内之子云不入。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这种流行看法中所流露的文章趣味，显然来自于当时流行的经传之文、司马迁和扬雄之文等的影响。人们从当时流行的文体出发，认为《论衡》的文体没有先例，既不是以修辞为主的文章，又不是以论道为主的文章，既不合于经，又不合于传，既不合于司马迁之文，又不合于扬雄之文。在今天看来，这其实正反映了《论衡》在文体上的独创性，但在当时，却被看作是不伦不类的东西。从这种流行看法中，可以看出当时人要求文章须有传统文体的文章观之一斑。

批评之四，是认为《论衡》的文章分量太多。当时的流行看法认为：“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趍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今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则读者不能尽；篇非一，则传者不能领。被躁人之名，以多为不善。语约易言，文重难得。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龙少鱼众，少者固为神。”这种流行看法中所流露的文章趣味，显然来自于当时扬雄等人文风的影响。的确，无论在《论衡》之前抑是在《论衡》之后，像《论衡》这样以论说之文而篇幅如此浩繁者，实在是绝无仅有。当时的文风，亦贵简练精致(后来也一直如此)，故人们难免对《论衡》的浩繁篇幅感到格格不入。从这种流行看法中，可以看出当时人要求文章精致简练的文章观之一斑。

总而言之，王充当时的占主流地位的文章观认为，文章应该像经艺之文那样深沉难测，鸿重优雅；应该像诸子之文那样精心推敲，语无瑕疵；应该像此前的各类文章那样具有固定的文体；应该像当时的大多数文章那样精致简练。从这种文章观出发，语言通俗，行文明白，不合于古，不加推敲，分量较多的《论衡》文章，便自然会受到批评。不仅如此，如上所述的文章趣味，不仅是为汉代所独有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整个中国文章传统所共有的，因此，后来的各种对于《论衡》文章的批评意见，往往也都或多或少地祖述了汉人的看法。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汉代对于《论衡》文章的评论，奠定了中国古代对于《论衡》文章的评论的基调，其重要性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