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历过唐宋古文运动以后，包括东汉文章在内的“八代文章”的地位骤然下降。作为东汉文章的《论衡》，尽管在中世并未受到特别注意，但进入宋代却也蒙受其殃，开始受到宋人的批评。

在叙述宋人对《论衡》文章的批评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宋初第一个刊刻《论衡》的杨文昌的看法。他的看法，在宋人中毋宁说是特异的存在，因为他竟然赞扬了《论衡》的文章。他在《<论衡>序》中说：“其文取譬连类，雄辩宏博，岂止为‘谈助’、‘才进’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觉者也!秉笔之士，能无秘玩乎?”他的看法出现于古文派文章观尚未完全占上风的宋初，这是不难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衡》文章的评论史上，他第一次提出并肯定了《论衡》文章“取譬连类，雄辩宏博”的特点，而且认为这一特点正是“秉笔之士”秘玩《论衡》的原因。这一看法，不仅为后来的明人所继承和发扬，成为《论衡》文章评论史上的重要看法之一，而且也无意中揭示了千百年来人们喜欢《论衡》，或既批评又喜欢《论衡》的潜在原因。也许可以说，杨文昌是继葛洪之后，发现《论衡》文章的价值的又一个人。

不过，像杨文昌这样肯定《论衡》文章的人，在宋代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宋代占主流地位的文章观是古文派的文章观，这种文章观不仅有一套与《论衡》文章相去甚远的美学标准，如精练、章法等，而且还非常无理地否定了东汉以后文章的价值。在这方面，晁公武的看法是颇有代表性的，其《郡斋读书志》卷十二子部杂家类《论衡》提要云：“世谓汉文章温厚尔雅，及其东也，已衰。观此书与《潜夫论》、《风俗通义》之类，比西京诸书骤不及远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诬。”他认为东汉文章不及西汉文章，其证据便是《论衡》等书“比西京诸书骤不及远甚”。但凭什么说《论衡》等书不及西汉诸书，他却没有拿出证据来。也许他并没有仔细分析过东西汉文章的不同，只是随声附和当时的流行看法罢了。其看法本身所反映的，也许只是古文派文章观的偏见而已。此外有意思的是，晁公武所批评的三部东汉文章中，有两部曾受到过古文运动的发起者韩愈的肯定，尽管韩愈的着眼点未必在于他们的文章。(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说晁公武对《论衡》文章的批评只是表明了一种态度的话，高似孙的批评则要具体得多，其中可以看出古文派文章观的具体原则及它与汉代文章观的异同。其《子略》卷四“王充《论衡》”条分析了汉代文章发展的潮流，认为汉代文章日趋繁富又日益衰落：“汉承灭学之后，文、景、武、宣以来，所以崇厉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学者向风承宣，日趋于大雅多闻之习，凡所撰录，日益而岁有加，至后汉盛矣!往往规度如一律，体裁如一家。是足以隽美于一时，而不足以准的于来世。何则?事之鲜纯，言之少择也。刘向《新序》、《说苑》奇矣，亦复少探索之功，阙诠定之密，其叙事有与史背者不一。二书尚尔，况他书乎?”他认为“事之鲜纯，言之少择”是汉代文章的发展趋势和结果，而至后汉臻于顶点，王充的《论衡》便是这种发展潮流的产物，因而他批评《论衡》文章道：“而其文详，详则理义莫能核而精，辞莫能肃而括，几于芜且杂矣……客有难充书繁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为珍；龙少鱼众，少者为神乎?’充曰：‘文众可以胜寡矣。人无一引，吾百篇；人无一字，吾万言，为可贵矣。’予所谓乏精核而少肃括者，正此谓欤?”在批评《论衡》分量太多和不加推敲这一点上，高似孙的看法与汉人的看法是相近的，所以他还引用了《论衡·自纪篇》中王充和他人的问答之语以为佐证，这反映了古文派文章观与汉代文章观的相似性。不过和汉人不同的是，他不仅批评了《论衡》的文章风格，还指出了这种文章风格会带来的在表现“理义”方面的损失(“详则理义莫能核而精”)，这反映了古文派文章观在思想方面的卫道性质。此外，和汉代文章观不同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文章观认为《论衡》的文章是汉代文章中的特异存在，而古文派文章观则认为《论衡》的文章是汉代文章发展潮流的产物。可以说，前者是从“变”的角度看问题的，后者是从“承”的角度看问题的，二者都各有自己的道理。当然，在否定《论衡》文章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脉相通的，都表现了各自的偏见。

元代人对于《论衡》文章的评论已不能看到，即如韩性之序《论衡》，都未涉及《论衡》的文章。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四《经籍考》四一子部杂家类《论衡》提要，曾转引了晁公武和高似孙两家书目的上述评论。尽管引用晁、高两家书目乃是《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体例之一，但既然马端临这么不加评论和增删地引用了它们，则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同意这两家的观点的。如是这样，则可以说元人对《论衡》文章的看法仍是处于宋人的延长线上的。这其实也毫不奇怪，因为元人的文章观的主流仍是承自宋代的古文派文章观。

总而言之，宋人对《论衡》文章的批评，是从秦汉古文与近代之文的差异出发的，这反映了古文运动以后人们看待《论衡》文章的眼光的变化；但在一些批评的基本点上，宋人的看法其实又是和汉代的看法一致的，这也反映了两种批评背后的文章观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