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文章的主流是骈文，其时文章观的主流也是以骈文为中心的审美性的。因此，尽管《论衡》所从属于的东汉文章被后人视作是中世美文的源头，尽管《论衡》文章本身充满了对句式的表现，但由于它毕竟不属于美文系列，而且王充又不像司马相如那样擅长辞赋，所以《论衡》作为文章的一面之受到忽视，也自属理所当然。这种情况，与《论衡》本身在中世颇受好评的情况形成了有意思的对照。这似乎表明，中世所重视于《论衡》的，主要是它的内容，而不是它的文章。

我们注意到，在中世一些谈到王充和《论衡》的话语和文献中，大都没有对《论衡》的文章作出什么评论。如各家《后汉书》的记载，各种载籍的引用等，都是如此。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称《论衡》为“巨文”，这主要是就《论衡》的内容和篇幅而言的(“巨文”的说法令人联想到王充自己及其同时代人的“文重”的评语，不同的是刘勰是以肯定的态度来评论的)，而不是《论衡》的文章。范晔《后汉书》将王充与王符、仲长统合传，而不把他归入《文苑传》，这固然与范晔重视王充而特为之立大传有关，但是否也与范晔不把王充看作是文学家有关呢?从六朝时的文章趣味来看，后一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清人臧琳《经义杂记》卷十六“王充《论衡》”条认为，王充“止当入‘文苑’、‘儒林’”，除了轻视王充的意思外，也是因为在文章观上与范晔有差异，因而未能理解范晔的态度之故吧。六朝人的这种态度，直到唐代仍是如此。古文大家韩愈作《后汉三贤赞》(《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所称赞的也主要是王充的为人，而非《论衡》的文章。虽说在没有批评《论衡》文章这一点上，韩愈与他的传人是大不相同的，但我们也注意到他并没有赞扬《论衡》的文章。总而言之，在中世涉及王充及《论衡》的话语或文献中，很少有谈及《论衡》的文章的。不仅是很少赞扬，而且也很少批评。这表明其时人很少注意到《论衡》作为文章的价值，或者说他们根本不认为《论衡》是他们心目中的“文章”。

但不是没有例外的，这就是晋人葛洪。葛洪本人是一个道家的信徒，与王充在思想上相去甚远，但在气质上，他与王充却有相通之处，因而对王充甚为心仪。他的《抱朴子外篇》，虽说在内容上与《论衡》亦相去甚远，但至少在文章方面，葛洪自认受过《论衡》的影响。为此之故，在《抱朴子·喻蔽篇》中，他从文章的角度为《论衡》作了辩护。这个辩护，连同作为其标靶的同门鲁生对《论衡》文章的批评一起，成了现存的中世绝无仅有的关于《论衡》文章的评论。(https://www.daowen.com)

《抱朴子·喻蔽篇》引同门鲁生对《论衡》的批评云：“夫琼瑶以寡为奇，碛砾以多为贱。故庖牺卦不盈十，而弥纶二仪；老氏言不满万，而道德备举。王充著书，兼箱累袠；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属词比义，又不尽美。所谓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这个批评，以《周易》、《老子》为标准，指责《论衡》在内容上既“或儒或墨”，在文体上又不能为道家精约之言，反映了道家文章观的影响。不过，虽说这个批评是从道家文章观的立场出发的，但其实和汉代对《论衡》文章的批评也有相通之处，如其认为《论衡》“兼箱累袠”，“属词比义，又不尽美”，便和汉代对《论衡》文章的分量太重和不加推敲这两条批评意见一致。

葛洪对鲁生意见所作的反驳，则表明了他在文章观上与王充的接近(其实在文章实践方面也是如此)。他认为王充“若所著文，时有小疵，犹邓林之枯枝，若沧海之流芥，未易贬也已”(《北堂书钞》卷一〇〇引)，“数千万言，虽有不艳之辞，事义高远，足相掩也”，在承认人们认为的“充书不能纯美”的批评的同时，又认为这是无伤大雅的“小疵”(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他的文章观与王充的文章观的微妙区别)。与此同时，他又大力肯定了“充书文重”的积极意义：“且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贤。徒见述作之品，未闻多少之限也。”“王生学博才大，又安省乎?”“言少则至理不备，辞寡即庶事不畅。是以必须篇累卷积，而纲领举也。”“夫发口为言，著纸为书。书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书事。若用笔不宜杂载，是议论当常守一物。”再三强调了“文重”的积极意义。在这一点上，显示了葛洪文章观与王充文章观的相似之处，也显示了《抱朴子》文章与《论衡》文章的相似之处。葛洪之所以要积极肯定“文重”的价值，也许是因为随着魏晋间思想的发展，以及思想意识的渐趋复杂，对文章的长度开始有了新的要求，而《论衡》则正开了这种新要求的先河之故吧。

不过总的来说，像鲁生和葛洪这样的评论，在当时还是甚为少见的。当时的总的趋势，是对《论衡》的文章不太关心，而只关注其内容。这也许是美文时代的必然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