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代对《论衡》文章的评论，依古文辞运动的盛衰，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一是古文辞运动影响下的阶段，二是反古文辞运动影响下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对《论衡》文章的评论是相当不同的。

前一阶段，即古文辞运动影响下的阶段，对《论衡》文章的评论，可以说是处于宋元人评论的延长线上的，表现出否定性的倾向。如古文辞派“后五子”之一的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二《九流绪论》中“《论衡》”条中说，《论衡》“其文猥冗薾沓，世所共轻”，“文固非所论也”，“读王氏《论衡》，烦猥琐屑之状，溢乎楮素之间。辩乎其所弗必辩，疑乎其所弗当疑，允矣，其词之费也”!胡应麟还是一个对《论衡》内容评价相当高的人，但他却把《论衡》的文章说得一无是处。另一位古文辞派文人谢肇淛，则在《文海披沙》卷一“《论衡》相背”条中说，《论衡》“词芜而俚”，在《五杂组》卷十三《事部》一中说：“至于《鸿烈》、《论衡》，其言具在，则两汉之笔，大略可睹已!”着眼于东西汉文章的不同，仍是古文辞派的语气。郎瑛《七修续稿》辨证类“书名沿作”条，则称“王乃辞胜理者”，也批评了《论衡》的文章。这些批评，指出了《论衡》文章的不加推敲的“缺点”，其着眼点与汉人和宋人是一样的。这不难理解，因为明代古文辞派的文章观，原本就是继承唐宋古文派而更趋极端的，因而它们之间也就自然会表现出一致性来。

但是，到了晚明时期，随着古文辞运动的消歇和反古文辞运动的勃兴，明人对《论衡》文章的评论也出现了变化，开始摆脱古文辞派文章观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作为其背景之一的，是晚明时出现了不少《论衡》的刻本，这些刻本的从事者，有很多本身便是对《论衡》文章感兴趣的人。作为其背景之二的，是晚明时出现了不少《论衡》的评点，如刘光斗、归有光、叶绍泰、黄澍、钱谦益等人的评点。尽管其中一部分也许是假托的，但评点的大量出现本身是不容忽视的。这些评点所关注的，主要是《论衡》的文章。在这两个背景的基础上，晚明时出现了许多肯定和赞扬《论衡》文章的评论，这在此前的《论衡》文章的评论史上是未曾出现过的。

晚明文人有一反汉人宋人之说，转而称赞《论衡》文章的严密精笃者。如自称“余雅嗜仲任”的沈云楫，在《论衡》程荣本序中称赞《论衡》云：“所著《逢遇》迄《自纪》十余万言，大较旁引博证，释同异，正嫌疑。事即丝棼复遝，而前后条委深密，矩矱精笃……上裨朝家彝宪，下淑词坛听睹，令人诵之泠然。”其所看重于《论衡》的，不仅是其思想的正确，而且还包括其文章的严密，而且，他是从文章与思想相符的角度来肯定《论衡》的。这一方面与一味否定《论衡》文章的前人的观点，另一方面也与只注意文章修辞而不注意其与思想之关系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https://www.daowen.com)

为《论衡》天启本作序的傅岩，更是认为《论衡》文章兼有汉代各派文章之长而无其短，且认为《论衡》篇幅巨大是因为王充才大所致：“一代著述之士，才具各异。才大者无小言，非但不屑，纵为之，亦不工也。王仲任新书二十万言，盖尝论之：汉代，刘肆其恢诞，董扬其质茂，扬钩其沉囏，才宜子；迁、固长于论世，其才史，故去而为记事之书；马、张词赋，包举六合，诗人之遗乎?仲任理醇辞辨，成一家言，当在荀、吕、公孙龙之际，而恶子风之驳；《自纪篇》笔老事析，使继修东汉，较蔚宗弘瞻，而薄史法之拘；其述《养性》，以四言叶读，亦自风致，足以齐于蔡、郦，开源魏邺，而厌辞习之浮。古今天地人物百家迂怪之说，洞晓靡漏，汇而为一，莫如论。”傅岩把汉代文章分为三派，一是政论，二是史传，三是辞赋，认为王充兼有三派之长，而无其短；又认为《论衡》在文体上属于最适于自由挥洒的“论”，是汉代最优秀的著作。傅岩的看法，和王充的自我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充认为“论”是最好的文体，其他各派文体都有缺点。傅岩的看法，又和汉人对《论衡》的批评形成鲜明的对照，汉人认为王充的《论衡》不及政论、史传、词赋等各派文体，有点不伦不类。在傅岩的看法背后，无疑有一种对文章体裁的更为灵活的态度在起作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子》二，对《论衡》的文体及传统也曾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东汉有桓谭《新论》、王节信《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王充《论衡》，魏有徐幹《中论》，所言虽各有意见，然不以道术名家，谓之曰论，固自别于诸子矣。”也认为王充的《论衡》有别于诸子，属于汉代新兴的“论”体，而且具有自己的独特传统。不过其对“论”体及《论衡》的评价，似尚不及傅岩的上述说法之高。

从明代开始，实行了以八股文为主要考试文体的新的科举制度，这使得读书人群起而学习八股文，并为了学习八股文而注意到许多以前被忽略的文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论衡》的文章受到了来自八股文学习者方面的关注，被有些文人看作是学习八股文的榜样。亦为《论衡》天启本作序的阎光表的看法便正是如此，他说《论衡》：“笔泷漉而言溶，如千叶宝莲，层层开敷，而各有妙趣；如万叠鲸浪，滚滚翻涌，而递擅奇形。有短长之说纵横，而去其谲；有晋人之娟倩，而绌其虚；有唐人之华整，而芟其排；有宋人之名理，而削其腐。举业家得之，尤可以掀翻疑窟，直蹑天根，不但为麈尾之秃而已也。”肯定了《论衡》兼有先秦晋唐宋各代文章之长而无其失，且把《论衡》视作举业家的一大法宝。这种看法，和魏晋人视《论衡》为“谈助”的看法相比，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论衡》的论辩式写法，无疑使举业家们得到了不少启迪。

明代文风，自公安、竟陵出而大变，举凡各种文章，无不带有“新奇”、“纤仄”之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历来不登“古文”大雅之堂的《论衡》，反以它无所肖似的新鲜感吸引了不少晚明文人。在这方面，刘光斗的意见是颇具代表性的，其《论衡》天启本序云：“余好王仲任《论衡》，其亦文之昌歜、屈之芰、晳之羊枣与?凡人读书，如游名山，总此胜地，而或爱其峻嶻，则取奇峰峭崿；或爱其幽深，则取邃谷荒嵓；或爱其纡折，则取回溪仄径。况春之艳冶，夏之森蔚，秋之疏秀，冬之峭劲，亦各有会心焉。故余自从事笔研来，虽攻者制举义，而于古文词独深耆；虽所喜者古文词，而于《论衡》独深耆……余喜其旷荡似漆园，辨析似仪、秦，综核似史迁，练达似孟坚，博奥似子云，而泽于理要，于是又似仲淹。是以居恒把玩，曾不去手，一编敝，辄易一编，几于韦之三绝。”他称赞《论衡》的文章兼有庄子、张仪、苏秦、司马迁、班固、扬雄等人文章或辩才的长处，说自己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喜欢《论衡》的。在他这种看法的背后，也有着晚明文人要求文章新奇独特的美学标准在起作用。

上述种种对于《论衡》文章的评论，反映了晚明人的反传统的文章观。他们打破了门户之见，引入了新的美学标准，用更为宽容和灵活的态度来看待《论衡》文章，从而使《论衡》文章的评论在明代发生了一个转折，留下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善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