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进入清代以后，一方面，由于受清代《论衡》评论的总体否定倾向的限制，由于清代古文辞派占据了文坛的中心地位，所以清代对于《论衡》文章的评论，又重新回到汉人和宋人的观点上去了，与晚明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另一方面，由于清代离汉代已相隔遥远，清代的考据学又提倡尊重古典，所以作为传承久远的古典著作的《论衡》，其文章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这也与汉人和宋人的倾向有所不同。
像汉人和宋人一样，很多清代学者从传统古文观出发，批评了《论衡》文章的分量太多和不加推敲的“毛病”。如朱学勤《结一庐遗文》卷下《明抄本<论衡>跋》认为，《论衡》文章“失之繁冗”。谭宗浚《希古堂甲集》卷二《<论衡>跋》认为，《论衡》文章“近于冗漫”。熊伯龙《无何集》卷之首《自述二》引其友黄敬渝之语云：“但以篇过冗长，辞多重复，醇疵参半，未尝深惬我心。”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二《读<论衡>》云：“吾友张皋文尝薄《论衡》，诋为鄙冗。”李慈铭认为，《论衡》文章“理浅词复，汉人之文，鲜有拙冗至此者”[1]。这些说法的意思大同小异，都是批评《论衡》文章的分量太多和不加推敲的。在其背后起作用的，仍是汉代开始形成的传统古文观吧。
此外，有一些评论虽没有直接批评《论衡》文章，但其实是具有这种倾向的。如据熊伯龙同上文说，其友人黄敬渝非常赞赏他对《论衡》所作的改编：“及见先生抄本，精萃简要，分选编类，增广美备，喜出望外。因口沫手胝，昼夜不倦。始信‘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非虚语也。仲任有知，必以先生为千载知音矣!”透过这番赞扬，不难看出他对《论衡》文章的不满态度。而熊伯龙对《论衡》的改编本身，诚如近人章士钊所说的(见后)，有将《论衡》文章“规范化”的目的。臧琳《经义杂记》卷十六“王充《论衡》”条则认为，《论衡》“揣摩秦、仪，文似小说”。小说在历代都被看不起，因此，臧琳的这一评论，其实也包含了对《论衡》文章的批评之意。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五六“《论衡》”条则强调，比起文章来，《论衡》在思想方面问题更为严重：“若只就其文而论，犹未中其要害也。”其中也包含着对《论衡》文章的批评之意。
清代有一种看法认为，《论衡》乃是后人的赝作，而非汉人所为，这同样反映了持这种看法的人对《论衡》文章的不满态度。如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七《读子》一“王充《论衡》”条云：“惟其议论支离，文笔冗漫，实不类汉人所为，故余每窃疑其赝作。”他之所以怀疑《论衡》非王充所作，乃是因为《论衡》文章不符合他心目中汉代文章的理想像。又，李慈铭也根据《论衡》文章“理浅词复，汉人之文，鲜有拙冗至此者”，而认为《论衡》为“蔡中郎帐中物”的传说“显出附会”[2]。他之所以这么认为，也是因为《论衡》的文章不符合他心目中汉代文章的理想像。在这些看法后面起作用的，乃是清人对汉代之文的尊崇态度和古文派的文章观吧。(https://www.daowen.com)
有些学者则在承认《论衡》文章有“毛病”的同时，又试图为王充作辩护开脱之计。他们认为，《论衡》文章的这种“毛病”，既然早已经王充自己说出，则现代人就不必再揪住不放了。如谭宗浚《<论衡>跋》云：“若其意浅语冗，过于凡近，则充《自叙(纪)篇》所称‘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言则无不可晓，旨则无不可睹’者，早已自知之而自言之，兹不赘云。”认为既然王充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并且是有意这样做的，那就没有必要多加讨论了。又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〇子部杂家类《论衡》提要云：“至其文反复诘难，颇伤词费，则充所谓‘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失实之事多，虚华之语众，指实定宜，辨争之言，安得约径’者，固已自言之矣。”认为这是情有可原的，且已自言之，所以不必深究。还有一些学者，则试图从王充的禀赋性格出发，来理解《论衡》文章这种风格的成因，如恽敬《读<论衡>》认为：“盖子任禀质卑薄，卑薄故迂退，迂退故言烦而意近。其为文以荀卿子为途轨，而无其才与学，所得遂止此。”认为《论衡》文章“言烦意近”的风格的根源，在于王充的禀赋性格，显示了对王充的一定程度的理解。
当然，在清代也不缺少正面肯定《论衡》文章的学者。如王谟《<论衡>跋》(《增订汉魏丛书》本)，一反传统看法，称赞了《论衡》的文字之多：“自周秦汉魏以来，诸子文字之多，未有过于此书者也。”这种看法的背景，在于他将《论衡》看作是一部古典著作，既然是古典著作，则当然就不会嫌其篇幅之多。熊伯龙《无何集》卷之首《自述三》，则称赞了《论衡》文章的“浑灏”：“自失者，恨其论之不逮于古也，古之为文浑灏，今之为文浅露，不可同日语矣。”有意思的是，一直被目为“浅露”的《论衡》文章，在熊伯龙眼里却一变而为“浑灏”了，这大概也是因为《论衡》已成为一部古典著作的缘故吧。《四库全书总目》的《论衡》提要，则指出了《论衡》文章既受批评又受欢迎的原因：“儒者颇病其芜杂，然终不能废也。”认为《论衡》文章中自有某种魅力存在。周广业《意林注》卷三，则更是反驳了一切批评《论衡》文章的人：“是书之成，人固有嫌其太繁者，《抱朴子》辨之详矣……宋儒乃以为无奇，且訾其‘义乏精核，词少肃括’，此又稚川所谓‘守灯烛之辉，游潢污之浅’者也。”他反驳了汉人、晋人、宋人对《论衡》文章的批评，其中的“宋儒”乃是指高似孙吧。谭献《复堂日记》卷四“阅《论衡》”条，则与宋人意思正好相反，认为《论衡》有西汉遗风：“文体僿而不驳，西京之风未邈。独其出入起落，斗乱不乱，又挥之不断，为独到耳。”在这种看法的背后，一方面仍有着古文辞派文章观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将《论衡》视为古典著作的观念在起作用吧。而其对《论衡》文章章法的评论，则颇接近近人章士钊的看法(见后)。李慈铭则在批评《论衡》文章的“毛病”的同时，也肯定了《论衡》文章“警俗”、“俚直”的特色：“惟言多警俗，不嫌俚直，以晓愚蒙，间亦有名理解颐者，故世争传之。”[3]指出了《论衡》受欢迎的文章方面的原因，和王充在《自纪篇》中所作的自我辩护是相通的。总而言之，上述各种看法，都程度不同地对《论衡》文章作出了善评，显示了清人文章观的另一个侧面。
如上所述，清代对《论衡》文章的评价，大都是围绕传统问题展开的。一部分文人不喜欢《论衡》的文章，一部分文人则喜欢《论衡》的文章。他们各自所持的文章观，也表现出两重性，一是古文辞派的，一是尚古典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