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文学传统的急剧变化，西方文学的传入中国和近代文学批评意识的建立，近人也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看待《论衡》的文章，近代对《论衡》文章的评论，因此而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和内容。
在古文辞派文章观的影响消歇以后，近代人眼中的《论衡》，便不再是不如西汉文章的东汉文章了，而是东汉文章中之“矫矫者”了。如刘熙载《艺概》卷一《文概》云：“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其中可注意者，在于刘熙载肯定了东汉之文的存在价值，肯定了《论衡》在东汉之文中的代表性，并指出了其与西汉之文的联系。这种既肯定《论衡》文章的独创性，又指出其传统性的评论，打破了汉人和宋人各执一隅的偏见。章炳麟亦重视《论衡》在东汉文章中的地位与代表性，其《国故论衡》中卷《论式》一方面“恨其(《论衡》)文体散杂，非可讽诵”，另一方面又高度评价了《论衡》文章的历史地位：“后汉诸子渐兴，讫魏初几百种，然其深达理要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此三家差可以攀晚周。其余虽娴雅，悉腐谈也。”[4]认为《论衡》是后汉有价值的著作之一，且称赞《论衡》长于辨事，可以和先秦诸子媲美；而其他文章，虽然一直被认为是娴雅的(相比之下，《论衡》一直被认为是不娴雅的)，但却没有什么价值。在刘熙载和章炳麟两家对《论衡》文章的高度肯定中，可以看出近代人所特有的历史性意识。正是这种历史性意识，使他们开始摆脱了传统古文观的影响，能够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论衡》的文章。
在《论衡》文章的评论史上，章炳麟第一次从汉代学术演变史的角度，论述了形成《论衡》文章的独特风格的根本原因。其《检论》卷三《学变》云：“汉晋间学术则五变：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故杨雄变之以《法言》。《法言》持论至岂易，在诸生间峻矣，王逸因之为《正部论》。以《法言》杂错无主，然己亦无高论，顾猥曰：‘颜渊之箪瓢，则胜庆封之玉杯。’欲以何明?而比拟违其伦类，盖忿悁之亢辞也。华言积而不足以昭事理，故王充始变其术曰：‘夫笔箸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也。’”[5]章炳麟将文风的形成与学术的演变结合起来，摆脱了仅就文章论文章的局限，具备了更为广阔的眼光，开了近现代注意从文章产生的社会背景角度分析文章风格成因的批评方法的先河。在这以后，章炳麟又指出了《论衡》学术和文章的局限性：“然善为锋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惟内心之不光颎，故言辩而无继。”指出了王充以后学术和文章进一步变迁的根据，这样的分析是极具历史眼光的。
在近代，更出现了用西方文章观来重新看待和评论《论衡》文章的看法。张九如《与章士钊书》认为，《论衡》“惟嫌其中多琐碎处”，而章士钊《答张九如书》则认为：“此编看似碎细，然持论欲其密合，复语有时不可得避，一观欧文名著，自晤(悟)此理。邦文求简，往往并其不能简者而亦去之，自矜义法。曾涤生谓古文不适于辨理，即此等处。充文布势遣词，胡乃颇中横文矩矱?殊不可解。钊既就此书而钩稽者，乃是最要一点。清初湖北熊伯龙以读八股文之法读《论衡》，妄事割截，别为编列，号《无何集》，即是未明此窍之故。君以琐碎为嫌，钊窃忧之。”在中国文章史上，主张“求简”的传统文章观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不合“求简”原则的《论衡》文章为此一直受到诟病。而章士钊则一反历来之说，以西方文章为参照标准，肯定了《论衡》文章适于辨理的优点，指出了传统古文不适于辨理的缺点，从而暗示：正是《论衡》式的文体，而不是传统的古文，将成为近代新文体的出发点。如联系中国近代文章由于受西方文章的影响而走向变革的历史事实来看，则章士钊这番评论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在《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子部一《<论衡>通津草堂本跋》中，莫伯骥从自传文章的虚构性角度，对《论衡·自纪篇》的可信性问题提出了疑问，从而提供了《论衡》文章评论的一个新视点：“郭氏登峰编《历代自叙传文抄》一百四十篇，《论衡·自纪》亦在其中。如司马迁、班固等作，固是可诵。但金王若虚《文辨》第四云：‘古人或作自传，大抵姑以托兴云尔，如五柳、醉吟、六一之类可也。子由著《颍滨遗老传》，历述平生出处言行之详，且诋訾众人之智以自见，始终万数千言，可谓好名而不知体矣。既乃破之以空相之说，而以为不必存，盖亦自觉其失也欤?’按此可知自传文有时固不甚可信也。”莫伯骥在此说得非常婉转，并没有直接提出《论衡·自纪篇》的可信性问题，但他所引王若虚批评苏辙《颍滨遗老传》语，却无疑有影射《论衡·自纪篇》之意，因为《自纪篇》也充斥了自夸与訾人的内容。自传文的可信程度问题，虽自金代王若虚即已发之，但将之引用到《论衡·自纪篇》上，由此提出(或暗示)《自纪篇》的可信性问题，却是从莫伯骥开始的。莫伯骥对《论衡》文章的这种评论角度，是此前所未曾有过的，具有一种近代性的批评精神，它促使人们从诸如“虚构性”这样的批评角度去重新认识《论衡》的文章。
除了对《论衡》文章本身的评论之外，近代还出现了对《论衡》中的文章论的评论。这是近代文学批评精神发达的产物，开了后来从像《论衡》这样的古典著作中寻求文章论的研究方法的先河。这方面的创始者之一，是近代翻译大家和古文家林纾。他的《春觉斋论文·述旨》认为，《论衡》“为最古论文之要言”，并详细评论了王充的文论，如“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等观点，并以之来评论《论衡》及其他古典著作的文章。可以说，林纾是最早超越《论衡》的文章而关心《论衡》的文章观的人之一。此后，在新生的中国文学评论史中，《论衡》的文章观便成了必须有的章节；至于《论衡》文章本身，人们却似乎反而不太关心了。这种现象，盖是从林纾这样的评论开始的吧!因此，尽管林纾的评论与《论衡》文章无关，但作为近代从《论衡》文章评论转向《论衡》文章观评论的必要一环，我想还是有必要在此略提一笔的。
总而言之，近代对《论衡》文章的评论，开始具备了与传统评论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不仅表现在近代评论的倾向性方面，也表现在近代评论所使用的概念方面。正是由于使用了新的概念，跳出了传统概念的框框，才使近代对《论衡》文章的评论表现出了新的面貌。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与近代在文章方面的变革实践分不开的。正是因为传统古文样式的被突破和新的文章样式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文章观的产生，才使《论衡》文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新审视吧!(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由云龙辑)，第649页。
[2]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由云龙辑)，第649页。
[3]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由云龙辑)，第649页。
[4]章炳麟《国故论衡》，第84页，第82页。
[5]《章太炎全集》(三)，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