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世)的《论衡》评论中，理性精神与非理性精神的冲突还不是很明显。这并不是说，中世时期理性精神与非理性精神之间不存在冲突，恰恰相反，二者之间的冲突还是很激烈的。像干宝的《搜神记》这样的志怪小说的层出不穷，便反映了中世人对于非理性精神的信仰；而像范缜的《神灭论》这样的大胆之论的出现，也反映了中世思想界理性精神的进展。不过，在当时人的《论衡》评论中，却确实难以看出明显的理性精神与非理性精神的冲突。如在谢夷吾对王充的推荐之语中，在蔡邕关于《论衡》的议论中，在虞翻关于王充的介绍中，在葛洪《抱朴子》关于王充的辩护中，在谢承、袁山松和范晔《后汉书》关于王充的记载中，在刘勰《文心雕龙》对王充的评价中，都难以看出对《论衡》清算原始思维残迹的内容的评论。这说明《论衡》这方面的内容尚未引起当时人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尚未成为当时人争论的焦点。究其原因，恐怕在于当时的思想界比较解放，故多种意见都能并存之故吧。
虽说直接的评论中没有反映出理性精神与非理性精神的冲突，但如稍转换一下角度，看一下离我们的题目略有距离的受《论衡》影响的例子，则我们可以发现，在中世时期，《论衡》的理性精神是始终受到思想家的肯定的，否定的意见则几乎没有。
正如我在第三编第二章《<论衡>早期流传影响考》中曾提到过的，东汉中期的王符的《潜夫论》和东汉后期应劭的《风俗通义》，都有受过《论衡》影响的痕迹，且都有反对非理性精神的内容。如《潜夫论》的《卜列篇》对于姓名声音宅屋方向与五行有关的迷信风俗的批判，应劭《风俗通义》的《怪神篇》和《正失篇》对于各种迷信传说的批判，都是充满了理性精神的，而且都与《论衡》中的有关内容相似。因此，尽管他们没有直接提到和评论王充的《论衡》，但可以认为他们是处于《论衡》的理性精神的延长线上的。他们赞成并继承了《论衡》的理性精神，与《论衡》的作者一起，成为东汉理性精神的代表。
亦如同上文所提到过的，在《世说新语》中，也可以看到《论衡》的理性精神对晋人的影响。《方正篇》(参《晋书·阮修传》)云：“阮宣子(修)论鬼神有无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独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着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阮宣子以衣服不能为鬼来否定人死为鬼说，正如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所指出的，乃是源于王充《论衡·论死篇》的说法。阮修的这段话，尽管不是对《论衡》的直接评论，但从中可以看出他是赞成《论衡》的理性精神，反对为《论衡》所批评的非理性精神的。(https://www.daowen.com)
北朝的著名学者颜之推，也对《论衡》的理性精神表示了肯定，并用理性精神批评了当时民间流行的阴阳之说。《颜氏家训·风操篇》云：“阴阳说云：‘辰为水墓，又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论衡》云：‘辰日不哭，哭必重丧。’今无教者，辰日有丧，不问轻重，举家清谧，不敢发声，以辞吊客。”其中所引《论衡》之语，出于《辨祟篇》，其原文是这样的：“辰日不哭，哭有重丧。戊己死者，复尸有随。一家灭门，先死之日，未必辰与戊己也。”也就是说，“辰日不哭，哭有重丧”乃是汉代习俗，王充曾用理性精神对之提出批评；颜之推引此以说明他生活的时代仍有这样的习俗，并也用理性精神对之提出了批评。由此可见，颜之推在这一方面是受过《论衡》的理性精神的影响的，并且是赞成《论衡》的理性精神的。
“辰日不哭，哭有重丧”的禁忌，直到唐代还在流传，唐代一些具有理性精神的学者，也继承了《论衡》的传统，对之进行了驳斥。如李匡文《资暇集》卷中“辰日”条云：“辰日不哭，前哲非之切矣!国朝又有故事，诚为不能明矣。今抑有孤辰不哭，其何云耶?”《旧唐书·张公谨传》云：“有司奏言：准《阴阳书》，‘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为流俗所忌。”同书《吕才传》载吕才叙《葬书》云：“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逐莞尔而对宾客受吊。”刘盼遂《论衡集解》说：“则此辰日忌哭之说，至唐犹未衰也。”上述诸人对“辰日不哭”习俗的驳斥，其实是对《论衡》中同样内容的继承和发扬，李匡文所说的“前哲非之切矣”中的“前哲”，也许正是指王充吧(或也包括颜之推)。由此可见，他们也是赞成《论衡》的理性精神的。
唐初阴阳学家吕才，在批评“辰日不哭”的习俗之外，还曾对“命禄之书”提出过驳斥，《旧唐书》才本传载其所作叙禄命文中云：“又案王充《论衡》云：‘见骨体而知命禄，睹命禄而知骨体。’此即禄命之书行之久矣。”所引《论衡》之言，不知出于《论衡》何篇。王充的本意，是说看一个人的骨体可以推知他的命禄，反之，看一个人的命禄也可以推知他的骨体，而并不是说有命禄之书或骨体之书。吕才的意思，似是引王充此二语以证明“禄命之书行之久矣”，并进一步对禄命之书加以驳斥。在王充的意思和吕才的意思之间，似乎有些不能衔接的地方。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吕才是以理性精神来批判命禄之书的，在这一点上，其精神是与《论衡》相通的。
如果说中世思想家对于《论衡》的理性精神的肯定和继承反映了中世理性精神的长足发展的话，那么中世类书及抄书中所反映的对于《论衡》批判过的非理性内容的爱好和趣味，则反映了中世非理性精神的顽强抵抗。中世的类书和抄书，曾大量引用《论衡》(参第三编第二章《<论衡>早期流传影响考》)。但类书和抄书所注意者，往往多为《论衡》中所记载的怪诞奇异之事，而在《论衡》中，它们大都是王充批评的对象。这一现象，反映了类书和抄书的编纂者的非理性趣味。在一定程度上，《论衡》之流行，不仅有赖于具有理性精神的人的支持，也有赖于具有非理性精神的人的兴趣，这是颇有讽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