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宋元明代(近世前期)的《论衡》评论中，理性精神与非理性精神的冲突开始出现。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论衡》的理性精神的重要意义，并积极加以表彰；有的学者却对《论衡》的理性精神非常恼火，常常加以诋毁。这种现象在中世是看不到的。究其原因，在于儒学地位的强化影响了《论衡》这方面的评论。

宋代学者黄震，从“敬天”、“尽孝”的儒家伦理的角度，来支持非理性精神，攻击《论衡》的理性精神，他在《黄氏日抄》卷五七《读诸子》三“《论衡》”条中攻击《论衡》道：“谓龙无灵，谓雷无威，谓天地无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虮虱，欲以尽废天地百神之祀。”这是批评《论衡》的理性精神导致不敬天的。又说：“虽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无知不能为鬼而忽蔑之。”这是批评《论衡》的理性精神导致不尽孝的。从后面这段话来看，黄震似乎未必真认为人死有知能为鬼。但他认为，从孝道出发，不能忽蔑故世的父母。而为了不忽蔑故世的父母，则即使认为人死有知能为鬼，也是可以的，因为这样能使后辈尽孝道；反之，如果像王充那样，认为人死无知不能为鬼，则会导致人们忽蔑故世的父母，这样就不能使后辈尽孝道。也就是说，在黄震看来，为了儒家伦理的实现，应该借助非理性精神。除此之外，黄震还以非理性的时俗的强大持久，来否定王充的理性精神的必要性。他认为王充之失在于：“凡皆发于一念之怨愤，故不自知其轻重失平如此。”“凡皆以不平之念，尽欲更时俗之说；而时俗之说之通行者，终不可废。”言下之意，像龙有灵、雷有威、人死有知能为鬼等，都是“终不可废”的“时俗之说之通行者”，因而是应该存在的；王充用理性精神与之战斗，则只能是枉费精神和白费力气。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非理性的时俗即在宋代也是很强大的，也能看出，像黄震这样的学者也已浸身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了。(https://www.daowen.com)

在黄震这样的学者用非理性精神来批评《论衡》的同时，也有些学者用理性精神来肯定《论衡》，元代的韩性即是其中的一人。在其《<论衡>序》中，韩性积极表彰了《论衡》的理性精神：“其为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以祛世俗之惑，使见者晓然知然否之分。”这种对于《论衡》理性精神的直接肯定，在此前的《论衡》评论史上是很少看到的，其立场与黄震正好截然对立。不过，韩性的理性精神又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仍为非理性精神保留了一席之地，他说：“或信其所闻而任其所见，尚有不得其事实者，况乎天人之际，性命之理，微妙而难知者乎?”也就是说，韩性认为，尽管王充的理性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世间存在着种种非理性所能理解的东西，所以，王充的理性精神仍是不够的。这表明他对《论衡》的理性精神还是有所保留的，同时也表明，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不彻底的理性主义者。

明代学者谢肇淛，曾肯定了《论衡》的理性精神，其《文海披沙》卷一“《论衡》相背”条云：“《论衡》一书，掊击世儒怪诞之说不遗余力，虽词芜而俚，亦称卓然自信矣!”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批评了《论衡》的理性精神不够彻底的地方：“至《验符》一篇，历言瑞应奇异：黄金先为酒尊，后为盟盘，动行入渊；黄龙身大于马，举头顾望；凤皇芝草，皆以为实。前后之言，自相悖舛。此岂足为帐中秘哉!”这样的批评，在此前的《论衡》评论史上也是看不到的，这表明谢肇淛是一个富于理性精神的人。其《文海披沙》卷一“汉时四讳”条，又注意到了《论衡》中所批判的四大讳在现代(明代)的情况：“汉时有四大讳：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今之住宅忌虎臂昂头，是其遗意也。二曰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此讳今人无之，但欲使人子孙体受全归，不令亏损，其意善矣，而非所论于无辜受刑者也。三曰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将举吉事，入山林，远行，度川泽者，皆不与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恶之，丘墓庐道，逾月乃入。今但赛祀及道流上章、渔人下海则忌之，余不尔也。四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杀父与母。今不讳也。”其中流露了为理性精神的进展而高兴的心情，其倾向性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