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近代的《论衡》评论中，理性精神的声音越来越响，而非理性精神的声音则渐渐听不到了。这一方面是因为理性精神本身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端有赖于儒学思想禁锢的被打破。

有的学者因为生在近代，已不能体验王充当时的处境，故一方面对《论衡》的理性精神表示肯定，另一方面又对王充的反复诘难表示不可理解。如林纾《春觉斋论文·述旨二》云：“但以充书言之，有《福虚》、《祸虚》之目，其辩似确。其言福虚也，斥楚惠王吞蛭之谬；其言祸虚也，辨颜渊早夭、子路醢死之事不关于阴骘；咸有至理，是矣!然何必复为《纪妖》、《订鬼》二篇?妖鬼原不待辩，又多引事实以助其驰骋，则又近华矣!”从攻击《纪妖》、《订鬼》不能“厚人心而辅治道”，到肯定《纪妖》、《订鬼》“最有名理”，到认为“妖鬼原不待辩”，正反映了理性精神战胜非理性精神的过程。而当理性精神发达以后，人们甚至认为王充的反复辩诘已无必要了。

近代思想家章炳麟的评论则使人稍感意外。其《检论》卷六《原教》云：“诸奉天神、地祇、物鬽者，皆上世之左道，愚陋下材之所拥树，独奉人鬼为不诬耳。人之死，由浮屠之言，中阴不独存，必生诸趣。庄生乐焉，而说其传薪。唯儒家公孟亦言无鬼(见《墨子·公孟篇》)，王充、阮瞻传其说以为典刑，独未知变化相嬗之道也(言有鬼，则为常见；徒言无鬼，不知中阴流转，则为断见)。”^[1]章炳麟相信人死有鬼，但与迷信常识稍有不同，是以所谓“变化相嬗之道”来解释的。这可以说是经历了科学影响之后的非理性精神的近代版吧。(https://www.daowen.com)

近代学者黄侃，则给予《论衡》的理性精神以最高评价。他在《汉唐玄学论》中说：“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凡虚言、谰语，摧毁无余。自西京而降，至此时而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欢忭宁有量耶!”这种高度评价，是《论衡》评论史上从未有过的。至此为止，《论衡》的理性精神已得到了全面肯定，这方面的价值已为人们所彻底认识，从而奠定了它在中国思想史上，尤其是理性思想史上的地位。

自此以后的学者，没有不肯定《论衡》的理性精神的。如孙人和的《论衡举正·自序》云：“九虚三增，启蒙砭俗。”推奖了《论衡》的理性精神。张宗祥的《论衡校订》三卷附记云：“充之书，自《史通》后，非之者多矣。然当谶纬盛行之日，独能发其幽思，证彼虚妄，才智过人远矣，安可执儒家之言以绳之?”其《校注论衡序言》又说：“《论衡》一书，九虚三增以辟虚妄，明死无鬼，明死无知，葬当从薄，灾不自天。当谶纬盛行之世，五行说胜之时，独能标真义，疾虚妄，无援无助，奋孤笔以战古今，此真特立卓见之士。”^[2]也赞扬了《论衡》的理性精神。黄晖《论衡校释·自序》云：“《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自从董仲舒治《公羊》，明天人相感之说，以为天是有意志的，与人的意识相感应。大小夏侯、眭孟、京房、翼奉、李寻、刘向等都推演其说。儒家到了此时，内部起了质的变化，披着巫祝图谶的外衣，把天说得太神秘，太聪明，人的行动，是要受他的裁判，这就是一班汉儒所说的阴阳灾异的理论。这种荒谬的迷信的理论，把儒家改装成为带有宗教性的儒教，自汉武帝时起到光武时止，一直支持了一百多年，才能有小小的反动，即郑兴、尹敏、桓谭一班人。但他们只知道攻击图谶的荒谬，对这些儒教徒所持天人感应说的原理，还不能根本上击破，或者还相信这原理。到了仲任，才大胆的有计画的作正式的攻击，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这儒教的天人感应说，使中古哲学史上揭开一大波澜。”从理性精神与非理性精神冲突的角度，对《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很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