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与《原始思维》比较阅读札记

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Lucien，1857—1939)的《原始思维》，是一部对人类思维有深刻研究的划时代的著作。^[1]正如达尔文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躯体的进化过程一样，列维-布留尔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思维的进化过程。有意思的是，促使列维-布留尔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最初契机，却是他对中国古代史学名著《史记》的阅读：“著名汉学家艾道尔德·沙文(É.Chavannes)^[2]把他从汉文译成法文的《司马迁的史记》一书寄赠给他：这位中国史家的独特的、与欧洲背道而驰的思维方式使他大为惊讶。”^[3]“他对于《史记》中关于星象与人事直接有关的记述大为震惊。由于有了《史记》的‘启发’，列维-布留尔十分热心地进一步注意有关旧中国的材料，他研究了长期在旧中国传教的一位传教士德·格罗特撰写的一部巨著《中国的宗教制度》，列维-布留尔经常在下结论前的关键时刻引用这些材料。”^[4]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列维-布留尔研究原始思维的出发点。不过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列维-布留尔未能看到距司马迁《史记》的写成不过二百年、在中国产生的另一部名著《论衡》，因为《论衡》系统地收罗了大量类似于“星象与人事直接有关的记述”的材料，更充分地显现了中国古代“独特的与欧洲背道而驰的思维方式”的特征(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早在列维-布留尔研究原始思维的一千八百多年前，王充就已经在那里用理性思维来清算原始思维的残迹了)。本章写作的目的，正在于我认为有必要用《论衡》中所清算的大量有关“迷信陋俗”的材料，来补充《原始思维》一书中的中国材料的不足；而且，由于《论衡》所载材料多出自中国上古文献，所以在说明中国古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方面，也许比格罗特的书更有价值。与此同时，我认为也有必要借鉴列维-布留尔关于原始思维的研究成果，来重新认识《论衡》中所载各种文字记载和口头流传的“迷信陋俗”的意义，而这种种“迷信陋俗”历来是仅被当作“封建的落后的”东西一笔带过的。我这样做当然谈不上标新立异，因为列维-布留尔的观点本身就是通过《史记》的触发而形成的，用它来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材料，或用中国古代的材料来补充它，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了。总之，我们希望通过对《论衡》中的有关材料与《原始思维》中的有关观点的比较阅读，求得对这两部名著的更为深入的理解。(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