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原始表象不仅具有神秘性和集体性的特征，而且在表象的关联上也不同于逻辑思维。原始表象关联的这种原逻辑特征，列维-布留尔称之为“互渗律”[10]。所谓“互渗律”，依列维-布留尔的解释，就是：“原始人的意识已经预先充满了大量的集体表象，靠了这些集体表象，一切客体、存在物或者人制作的物品总是被想象成拥有大量神秘属性的。因而，对现象的客观联系往往根本不加考虑的原始意识，却对现象之间的这些或虚或实的神秘联系表现出特别的注意。原始人的表象之间的预先形成的关联不是从经验中得来的，而且经验也无力来反对这些关联。”[11]“存在物和现象的出现，这个或那个事件的发生，也是在一定的神秘性质的条件下由一个存在物或客体传给另一个的神秘作用的结果。它们取决于被原始人以最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想象的‘互渗’：如接触、转移、感应、远距离作用，等等。”[12]也就是说，原始表象之间的关联，不是经验的客观的关联，而是非经验的神秘的关联，这就是“互渗”或“感应”。
在《论衡》中，记载了许多这种原始表象间的互渗或“感应”现象。在古人所相信的互渗或“感应”现象中，出现得最多的自是人与天之间的感应。《论衡》中的相当一部分篇目，便是批判这种天人感应论的。如《谈天篇》说：“儒者曰：天，气也，故其去人不远。人有是非，阴为德害，天辄知之，又辄应之，近人之效也。”而人在天地之间，也能以行动影响天，使天发生种种变化。如《变虚篇》说：“说灾变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动天地，犹鱼鼓而振水也。鱼动而水荡，人行而气变。”因而，在古人看来，天是有意志的，天与人是能够互相感应的。
天人感应的具体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其表现之一，是古人认为人的喜怒能引起天的寒温。如《寒温篇》说：“说寒温者曰：‘人君喜则温，怒则寒。’何则?喜怒发于胸中，然后行出于外，外成赏罚。赏罚，喜怒之效。故寒温渥盛，凋物伤人。”人的喜怒之所以可以使天地寒温，是因为在人与天之间存在着互渗或感应。如《寒温篇》说：“或曰：以类相招致也。喜者和温，和温赏赐，阳道施予，阳气温，故温气应之。怒者愠恚，愠恚诛杀，阴道肃杀，阴气寒，故寒气应之……秋冬断刑，小狱微原，大辟盛寒，寒随刑至，相招审矣。”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在“怒—寒—罚”之间和“喜—温—赏”之间，存在着神秘的“以类相招致”的互渗和感应。与此同时，古人又认为，寒温乃是天用来警告人君为政失误的手段之一。如《谴告篇》云：“灾异非一，复以寒温为之效。人君用刑非时则寒，施赏违节则温。”如果气候反常，那一定是政治失误造成的，从而也可以通过改良政治来扭转。如《变虚篇》说：“若夫寒温失和，风雨不时，政事之家，谓之失误所致，可以善政贤行变而复也。”
天人感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古人认为人的行为能引起星象的变化。即如果人君的政治有失误，天就会让星象发生变化，以警告失误之人君；如果人君改正了失误，天就会让星象恢复正常，以安慰改正之人君。如《变虚篇》说：“传书曰：宋景公之时，荧惑守心。公惧，召子韦而问之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也?宁独死耳。’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欲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尽也，子毋复言。’子韦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耳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对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赏，星必三徙。一徙行七星，星当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岁。臣请伏于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请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古人认为在人的行为与星象之间存在着互渗或感应。
天人感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古人认为人的坏行为能导致灾异的产生。即如果人君为政失道，则天会用灾异来谴告他。《谴告篇》说：“论灾异者，谓古之人君为政失道，天用灾异谴告之也……天神谴告人君，犹人君责怒臣下也。故楚严王曰：‘天不下灾异，天其忘予乎?’灾异为谴告，故严王惧而思之也。”而且，如果人君见到灾异还不改正错误的话，则灾异将会越来越严重。如《谴告篇》说：“儒者之说又言：人君失政，天为异；不改，灾其人民；不改，乃灾其身也。先异后灾，先教后诛之义也。”“或曰：谷子云上书，陈言变异，明天之谴告，不改，后将复有，愿贯械待时。后竟复然。即不为谴告，何故复有?子云之言，故后有以示改也。”为什么人的坏行为会导致灾异的产生呢?这是因为在人与天之间存在着互渗或感应。《变动篇》说：“论灾异者，已疑于天用灾异谴告人矣，更说曰：‘灾异之致，殆人君以政动天，天动气以应之。譬之以物击鼓，以椎扣钟，鼓犹天，椎犹政，钟鼓声犹天之应也。人主为于下，则天气随人而至矣。’”
天人感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古人认为人的善恶能带来天的祸福。古人认为，天在监视着人的行为。人若为善，则天必福之；人若为恶，则天必祸之。如《谈天篇》说：“人有是非，阴为德害，天辄知之，又辄应之。”又如《福虚篇》说：“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阳恩，人君赏其行；阴惠，天地报其德。无贵贱贤愚，莫谓不然。”又如《祸虚篇》说：“世谓受福祐者，既以为行善所致；又谓被祸害者，为恶所得。以为有沉恶伏过，天地罚之，鬼神报之。天地所罚，小大犹发；鬼神所报，远近犹至。”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在人的善恶与天的福祸之间，是存在着互渗和感应的。(https://www.daowen.com)
天人感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古人认为人的行为好坏会招来不同动物的不同行为。好人会招来好动物的好行为。如《书虚篇》说：“传书言：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盖以圣德所致，天使鸟兽报祐之也。”坏人则会招来坏动物的坏行为。如《遭虎篇》说：“变复之家，谓虎食人者，功曹为奸所致也。其意以为，功曹众吏之率，虎亦诸禽之雄也。功曹为奸，采渔于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又如《商虫篇》说：“变复之家，谓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也。贪则侵渔，故虫食谷。身黑头赤，则谓武官；头黑身赤，则谓文官。”如果惩治坏人，则坏动物的坏行为便会消失。如《商虫篇》说：“使加罚于虫所象类之吏，则虫灭息不复见矣。”如果起用好人，则坏动物的坏行为便可防止。如《感虚篇》说：“世称：南阳卓公为缑氏令，蝗不入界。盖以贤明至诚，灾虫不入其县也。”由此可见，古人认为在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互渗或感应。
天人感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古人认为人有阴过便会遭到雷击。如《雷虚篇》说：“盛夏之时，雷电迅疾……时犯杀人。世俗以为……其犯杀人也，谓之有阴过，饮食人以不洁净，天怒，击而杀之。隆隆之声，天怒之音，若人之呴吁矣。”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在人的行为与雷电之间，也存在着神秘的互渗与感应。
天人感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古人认为人的行为能使天象发生奇怪的变化。如《感虚篇》说：“传书言：‘荆轲为燕太子谋刺秦王，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此言精感天，天为变动也。”此外，燕太子丹事也能这样理解。如《感虚篇》说：“传书言：燕太子丹朝于秦，不得去，从秦王求归。秦王执留之，与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乃得归。’当此之时，天地祐之，日为再中，天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秦王以为圣，乃归之。”其中所说的日再中、天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等，都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天象和现象，但相信天人感应的古人却认为是可能出现的。由此可见，古人认为在人的行为与奇怪的天象之间，也存在着神秘的互渗与感应。
除天人感应之外，古人还认为人与自然界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互渗与感应，人的行为因此而能影响自然界。如人能使太阳停止移动。《感虚篇》说：“传书言：鲁阳公与韩战，战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为之反三舍。”人能使风波止息。《感虚篇》说：“传书言：武王伐纣，渡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见。于是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谁敢害吾意者!’于是风霁波罢。”人能使河水流通。《感虚篇》说：“传书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晋君忧之。晋伯宗以辇者之言，令景公素缟而哭之，河水为之流通。”人又能使河水却流。《书虚篇》说：“传书言：‘孔子当泗水而葬，泗水为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人又能使河水杀人。《书虚篇》说：“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人也能使长城崩塌。《感虚篇》说：“传书言：‘杞梁氏之妻向城而哭，城为之崩。’此言杞梁从军不还，其妻痛之，向城而哭，至诚悲痛，精气动城，故城为之崩也。”人也能使夏天陨霜。《感虚篇》说：“传书言：邹衍无罪，见拘于燕，当夏五月，仰天而叹，天为陨霜。”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在人与自然界之间，也存在着神秘的互渗和感应。
古人又认为，人类的一些创造性行为，也会引起自然界的奇怪变化。如古人认为奏乐会引起自然的神秘变化。《感虚篇》说：“传书言：‘师旷奏鼓《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风雨暴至，平公因之癃病，晋国赤地。’或言：‘师旷鼓《清角》之曲，一奏之，有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乎廊室。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夫《白雪》与《清角》，或同曲而异名，其祸败同一实也。”“传书言：‘瓠芭鼓瑟，渊鱼出听；师旷鼓琴，六马仰秣。’或言：‘师旷鼓《清徵》，一奏之，有玄鹤二八，自南方来，集于廊门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吁于天。平公大悦，坐者皆喜。”不仅奏乐，人类的其他造作行为，也会引起自然的变化。《感虚篇》云：“传书言：‘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兴而乱渐见，故其妖变致天雨粟、鬼夜哭也。”“传书又言：‘伯益作井，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言作井有害，故龙神为变也。”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在人类的奏乐、作书、作井等创造性行为与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神秘的互渗或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