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王充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中，“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概念。

王充认为，人的身体，包括骨头和皮肤，都是和人的“命”有关的，是“命”的外在表现。《命义篇》云：“命在初生，骨表著见。”又云：“人有寿夭之相，亦有贫富贵贱之法，俱见于体。故寿命修短，皆禀于天；骨法善恶，皆见于体。”《初禀篇》云：“王者一受命，内以为性，外以为体。体者，面辅骨法，生而禀之。”《骨相篇》云：“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

正因为“体”是“命”的外在表现，所以，与寿夭之命相配的长短之形也是不可改变的。《无形篇》云：“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犹陶者用埴为簋庑，冶者用铜为柈杅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体已定，不可减增。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体气与形骸相抱，生死与期节相须。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减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长，可得论也。”因而，人的形体也是不能通过修道吃药而加以改变并长生不死的：“夫形不可变更，年不可减增。何则?形、气、性，天也。形为春，气为夏。人以气为寿，形随气而动。气性不均，则于体不同。”“人禀气于天，气成而形立，形命相须，以至终死。形不可变化，年亦不可增加。”“人，物也，受不变之形，形不可变更，年不可增减。”

正因为“体”是“命”的外在表现，所以命的吉凶会通过“体”表现出来，因而，由“体”也可以知道“命”的吉凶。《骨相篇》便是专门讨论由骨知命的问题的，其中说：“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并举了古代十二圣者都有怪相貌而“皆在帝王之位，或辅主忧世”的事实为例，又以高祖、陈平为例；其中又说：“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又举无恤、黥布、卫青、周亚夫、邓通、倪宽为例，说明相者相人之富贵贫贱的可信，然后说：“故知命之工，察骨体之证，睹富贵贫贱……富贵之骨，不遇贫贱之苦；贫贱之相，不遭富贵之乐。”而且，知命之人还能在人富贵时，知道他将来的贫贱，在人贫贱时，知道他将来的富贵。同上文云：“知命之人，见富贵于贫贱，睹贫贱于富贵。”这种先见之明来源于对于骨体的明察。所以王充认为：“禀气于天，立形于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实也。”《祸虚篇》也云：“天命之符，见于骨体。”(https://www.daowen.com)

王充认为，“体”也是决定婚姻是否幸福的一个重要条件。他认为，只有同命的人之间结婚，其婚姻才会幸福。而由于“体”是“命”的外在表现，所以婚姻幸福应从寻求配偶的“体”的相似着手。王充认为，男女“类同气钧”(即“命”相同)，便会“性体法相”相似(即“体”相似)，这样的婚姻便是合适的婚姻，否则便是不合适的婚姻，甚至其中不配的一方会有死亡之祸。《骨相篇》说：“类同气钧，性体法相固自相似。异气殊类，亦两相遇。富贵之男娶得富贵之妻，女亦得富贵之男。夫二相不钧而相遇，则有立死；若未相适，有豫亡之祸也。”并以王莽姑正君及黄次公妇一再改嫁为例来说明这个理论。在王充看来，男女婚姻也是命中决定的，人们所能做的，便是努力端详双方的“性体法相”是否“类同气钧”，以便配成合适的夫妇，其他的努力则都是没有用的。

王充认为不仅“命”有骨法，“性”也有骨法。《骨相篇》云：“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见命之表证，不见性之符验也。”并举越王、秦始皇为例，说明相者相人品行性格之准确。

顺便说一句，在身体之外，王充认为“吉验”也是人禀贵命于天的表现。《吉验篇》云：“凡人禀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见于地，故有天命也。验见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祯祥，或以光气。”并举了十四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奇怪篇》亦云：“圣人之生，奇鸟吉物之为瑞应。”“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见于物，则效于梦矣。”王充既相信禀贵命于天之人必有吉验见于地，则亦必然会相信禀国命于天者亦必有符瑞见于地，这样，王充的政治观与其人生观也不是没有关系的，但在此我们不欲加以讨论。

王充关于“体”的看法，源于他的“命”的概念，是他的“命”的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和其“命”的概念联系起来，才能加以充分理解，不能简单地以迷信来一笔抹杀。但这种“体”的概念的荒谬性，却也是不容否定的。因为正是从这种“体”的概念出发，王充可以承认“骨相”和“吉验”的存在的合理性，为诸如“奇迹”和“瑞应”这样的荒诞东西留下一席之地。而这些东西，其实正是王充所竭力批判的原始思维残迹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也可看出，王充的“体”的概念，有碍于他的理性思想的彻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