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在王充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中，与“命”几乎同等重要的，是“时”的概念。

王充所谓的“时”，是指来自外界的，不取决于自己的，不可预测的，变化多端的力量。这种力量仅次于“命”，对人生有巨大的支配作用。“时”与“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命”是在每个人的内部支配其人的力量，“时”是在每个人的外部支配其人的力量；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与人的操行努力无关的非人所能控制的力量。王充认为，穷达祸福之来，不仅取决于“命”，而且也取决于“时”。《祸虚篇》云：“凡人穷达祸福之至，大之则命，小之则时……穷达有时，遭遇有命也……案古人君臣困穷，后得达通，未必初有恶，天祸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后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结发终死，前后无异。然一成一败，一进一退，一穷一通，一全一坏，遭遇适然，命时当也。”《命禄篇》云：“故夫临事智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知者归之于天，故坦荡恬忽。”《定贤篇》云：“时厄，圣不能自免。”也就是说，“时”和“命”一样，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与人的操行没有关系，它主要来自人周围的环境，和“命”一起支配着人的一生。

如果说富贫、贵贱、寿夭、吉凶、盛衰、祸福等主要取决于“命”的话，则遭、遇、幸、偶、累、害等更多地取决于“时”。

“遭”意指意外灾难，这种意外灾难和《气寿篇》所说的那种来源于“所当触值之命”的意外灾难不一样，后者是命中注定会有的，是不可抗拒的，而前者则是偶然遇到的，是否为害取决于那人的命禄情况与灾难程度的对比。命善禄盛之人，能够摆脱灾难较轻之祸。《命义篇》云：“遭者，遭逢非常之变，若成汤囚夏台，文王厄牖里矣。以圣明之德，而有囚厄之变，可谓遭矣。变虽甚大，命善禄盛，变不为害，故称遭逢之祸……命善禄盛，遭逢之祸不能害也。”有时尽管遇祸之人命善禄盛，但所遭之祸却更大，这时便不能逃过灾难了。《命义篇》云：“历阳之都，长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禄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祸大，命善禄盛不能却也。”“命善禄盛”是一个人所禀受的“命”，“遭逢之祸”是一个人所遇到的“时”，二者共同对人发生作用时，其结果取决于二者力量的对比。《命义篇》云：“譬犹水火相更也，水盛胜火，火盛胜水。”

“遇”是指与主相投的机会，也是实现禄命的条件。《命义篇》云：“遇者，遇其主而用也。虽有善命盛禄，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验。”可见“遇”在实现禄命方面的重要性。《逢遇篇》云：“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可见“遇”是与努力无关的，偶然得到的一种机会。世俗认为，“遇”者都是有才能品行的人，不遇者都是无才能品行的人，因而誉遇者，毁不遇者。王充则认为，“遇”、“不遇”取决于“时”，而不是取决于才能品行。《逢遇篇》批评世俗的看法道：“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论，又就遇而誉之，因不遇而毁之，是据见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审才能也。”又提出自己的看法道：“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洁节，卑于尧之廷。”王充总结了历史人物的各种遭遇，指出了“遇”、“不遇”的不同情况：(1)或异操而同主；(2)或操同而主异(“夫以贤事贤君，君欲为治，臣以贤才辅之，趋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贤事恶君，君不欲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3)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4)或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合中有离。何则?道有精粗，志有清浊也”)；(5)或以伎合，合则遇，不合则不遇(“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为善于不欲得善之主，虽善不见爱；为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虽不善不见憎。此以曲伎合，合则遇，不合则不遇”)；(6)或无伎，妄以奸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以有补于人君，人君赖之，其遇固宜”)；(7)或无补益，为上所好(“无细简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娴，皮媚色称。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8)或以丑面恶色称媚于上。上述这些遇不遇的例子，虽说都能找到原因，但却取决于“时”的偶然作用，所以王充得出结论说：“故贤不肖可豫知，遇难先图。何则?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进者未必贤，退者未必愚，合幸得进，不幸失之。”“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说可转，能不可易也。”在这里，“时”具体表现为君主的作用。这种作用是来自人们周围的环境的，虽说不是命中注定的，但同样是支配人的，不可以人的努力改变的。(https://www.daowen.com)

“幸”的概念，是指遭遇与努力相反的情况。好人遇祸为“不幸”，坏人得脱为“幸”。它也取决于“时”的偶然作用，尽管有些情况下“命”也能起作用。《命义篇》云：“幸者，谓所遭触得善恶也。获罪得脱，幸也；无罪见拘，不幸也；执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禄盛，夭灾之祸不能伤也。”三种情况中，前两种是与“命”无关的，后一种是与“命”有关的，主要都是不可捉摸的“时”在起作用。与“幸”相似的概念还有“偶”。“偶”是指与君主相投，和“遇”的概念差不多。《命义篇》云：“偶者，谓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与主乖，退而远，不偶也。退远未久，上官录召，命善禄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三种情况中，前二种是与“命”无关的，后一种是与“命”有关的，主要都是不可捉摸的“时”在起作用。“幸”、“偶”是指同做一件事，却由于不可预见的外力而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的偶然情况，而且是与人的才能品行无关的。《定贤篇》云：“免于害者幸，而命禄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操行所能却也。”《幸偶篇》云：“俱行道德，祸福不均；并为仁义，利害不同。”“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俱欲纳忠，或赏或罚；并欲有益，或信或疑。赏而幸者未必真，罚而疑者未必伪，赏信者偶，罚疑不偶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不幸者不侥幸也。”不仅人类有“幸”、“偶”，动物也有：“非唯人行，物亦有之……物善恶同，遭为人用，其不幸偶，犹可伤痛，况含精气之徒乎!”连圣人也会遇到不幸偶：“以圣人之才，犹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祸必众多矣!”总之，“幸”、“偶”是一种偶然性概念，与人的操行无关，而影响人类生活甚巨。

“累”、“害”的概念，是指人们遭到来自周围环境的损害，而且这也是与人的品行好坏没有关系的。一般世俗认为，人有不幸是因为才下行悖智昏策昧，而有幸是因为才高行合智明策明，王充则不同意这种看法。《累害篇》云：“夫不本累害所从生起，而徒归责于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于理者也。”他认为，“累害自外，不由其内”，“俱由外来，故为累害”。换言之，即人是否遭受累害不是由他个人努力与否决定的，而是由外来的偶然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因素造成的。《累害篇》又云：“凡人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祸，累害之也。”而且，不仅人类是这样，其他一切生物也莫非如此：“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动之类，咸被累害。”这不是取决于人自己的：“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祸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谓之福；来不由我，故谓之祸。”人的累害主要来自哪里呢?王充认为主要来自乡里与朝廷：“不由我者，谓之何由?由乡里与朝廷也。夫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于乡里，害发于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夫未进也身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虽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颜回、曾参不能全身也。”乡里与朝廷，也可以说是“时”的组成部分吧。

在“祸”、“福”方面，王充也在强调“命”的决定力量的同时，强调了“时”的决定力量。世俗的看法，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道公正，赏罚无私。《福虚篇》云：“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阳恩，人君赏其行；阴惠，天地报其德。”《祸虚篇》云：“世谓受福祐者，既以为行善所致；又谓被祸害者，为恶所得。以为有沉恶伏过，天地罚之，鬼神报之。天地所罚，小大犹发；鬼神所报，远近犹至。”这种天祐善人、神罚恶人的想法，正是自先秦以来即盛行于社会上和充斥于经传中的乐观主义人生观的表现，按照这种想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地公正无私，赏罚取决于己。因此，只要努力为善，便会有好的命运；如果恣意为恶，便会有坏的命运。当时人对于这种想法，据《福虚篇》说：“无贵贱贤愚，莫谓不然。徒见行事有其文传，又见善人时遇福，故遂信之，谓之实然。”这种乐观想法，既植根于一般人的幼稚与善良，也来源于“圣贤”宣传的影响。《福虚篇》云：“斯言或时贤圣欲劝人为善，著必然之语，以明德报；或福时适，遇者以为然。如实论之，安得福祐乎!”但王充所看到的现实图景却远非如此明朗，《福虚篇》云：“天下善人寡，恶人众。善人顺道，恶人违天。然夫恶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长。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载之寿，恶人为殇子恶死，何哉?”这也就是《旧约·传道书》第七章第十五节所说的“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第八章第十四节所说的“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的意思。对于这种绝不容人乐观的现实图景，王充是用“命”和“时”的理由来解释的，这我们在本节开头已经引用过了。王充认为人的命运的好坏，完全不取决于他个人行为的善恶，而是取决于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命”与“时”，这种“命”与“时”是不受人控制的，反而是控制人的。因而在《治期篇》中，他得出结论说：“祸福不在善恶，善恶之证不在祸福。”

那么，“命”与“时”的关系如何呢?王充认为只有“命”好“时”利时人才会有好的命运，否则，则仍会有坏的命运。但这种“命”好“时”利的情况，在人生中毋宁说是相当罕见的，因而人生也就只能是以不幸为主了。《命义篇》云：“故夫遭遇幸偶，或与命禄并，或与命禄离。遭遇幸偶，遂以成完，是与命禄并者也；遭遇不幸偶，遂以败伤，中不遂成，善转为恶，是与命禄离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祸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获从生死而卒其善恶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命”和“时”一起，成了决定人生的二大主因，这就是王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