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总括王充的上述各种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核心乃是宿命论思想，也就是一切由先天偶然决定、人为努力无济于事的思想。这种宿命论思想，贯穿于他的各种概念之中，成为其人生观的主旋律。在王充看来，人在降生之前便已通过禀受自然之气，而一切方面都已由先天决定了。这或许可以称为“本质先于存在”论。禀气的厚薄是如此，怀性的善恶是如此，命运的吉凶是如此，寿命的长短是如此，生活的福祸是如此，禄命的好坏是如此，形体的美丑是如此……而在这些先天性的宿命性的东西之外，还得加上“时”这种外在社会环境的因素，这也是一种个人无法左右而反要被其所左右的力量。因此总的来说，王充所描绘的人生图景，宛如一幅阴暗的地狱像，人们对于一切都束手无策，只能听凭命运和时世的主宰。这种人生观自然是非常悲观的。
那么，为什么王充会主张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呢?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和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王充个人的人生遭遇比较不顺利；二是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为悲观主义思潮所笼罩；三是他要与当时作为乐观主义人生观之哲学基础的天人感应论作斗争。
王充的人生道路颇不平坦，老是遭受挫折与失败。他出身于细族孤门，生活于偏远之地，一生没有做过大官，仕宦的时间也很短暂。其原因不在于他不能干，而大抵是因为他不善与人相处。他之所以不善与人相处，或许由于禀自父辈的“任气”性格。他的父辈们，在人际关系方面，也大都是失败者。如据《自纪篇》说：“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汎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可见其父辈过于任气，到处与人结怨，结果不得不辗转徙居。后来王充也以同样原因，一度徙家避难，真可谓“克绍箕裘”，为其家族史又添上了一笔。禀承了父辈的任气性格，王充自己也不善与人相处。据《自纪篇》说，还在小的时候，他便已表现出不合群的倾向：“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奇之。”大概正因其自幼即表现得克肖乃父，所以才会受到他那“勇势凌人”的父亲的赏识吧?他“非其人，终日不言”，这也注定了他不会受到上司的赏识。“充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所友位虽微卑，年虽幼稚，行苟离俗，必与之友。好杰友雅徒，不泛结俗材。”就常情而论，没有人会自认是“俗材”，故被他视为“俗材”者，也必会心怀不满。所以“俗材因其微过，蜚条陷之”，也就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了。由于他不善于与他人相处，因而他常常遭受挫折和失败；又因为常常遭受挫折和失败，因而他对“他人”就更感可怕。在《累害篇》中，他连篇累牍地列举了“他人”的种种可怕之处：“动百行，作万事，嫉妒之人，随而云起，枳棘之刺，钩挂容体，蜂虿之党，啄螫怀操，岂徒六哉!”而《言毒篇》，则更是对“小人之口”的可怕，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这大抵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写照。这样，他的“任气”的性格，他的不善与人相处，他的一再遭受挫折与失败，他对人际关系的绝望心理，都影响到了他的人生观，促成了他的悲观主义倾向，认为一切都是宿命的，人为努力是无济于事的，等等。任何玄妙高深的人生哲学，其实都可从哲学家的个人遭遇中找到间接直接的原因，在王充的场合自也不例外。清谭献《复堂日记》卷四“阅《论衡》”条说，王充“阴阳灾异，一归于虚，而笃信命遇，以为贤愚同囿于气。蹇困之士，有激之言”，实为一针见血之论。
除了个人的遭遇不顺的原因之外，王充所处的笼罩着悲观主义思潮的时代环境，也是促成他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一个原因。正如吉川幸次郎所指出的，先秦时期的人们，信奉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他们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能够对人的行为作出反应。只要人们努力为善，天便会给予人以支持；而如果人们做了坏事，天也会马上加以惩罚。人生的祸福、吉凶、盛衰、寿夭、贫富、贵贱等，都由天根据人们的表现来加以决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地公正无私，赏罚取决于己。因此，只要努力为善，便会有好的命运；如果恣意为恶，便会有坏的命运。先秦时期的人们，充满了对于天的善意和公正的信赖，充满了对于人的努力和责任的肯定。因而他们的人生观，乃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人生观。但是从秦末汉初开始，随着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却开始对天的公正和善意产生了怀疑。人们认为天意是无常的，它并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样的天的支配之下的人生，也就成了一种非常渺小脆弱的存在。人的努力的效果是有限度的，常常会遭到命运之神的意外打击。人生因此而受到命运的支配，而与个人的操行和努力无关。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在先秦时期的《论语》中已初露端倪，在汉初诗歌如《大风歌》、《垓下歌》中得到了明确的表现，在汉代和此后的六朝时期，更成为笼罩一切的时代潮流。[1]
王充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正是以这种悲观主义时代潮流为背景而产生的。在《命禄篇》中，王充曾对发端于孔子、壮大于汉代的“言命”传统作了一番归纳整理，并且还批评了孔子的言命不彻底之处，这便正是一个反映王充对于悲观主义时代潮流具有自觉意识的例子。而且，也只有从这种时代潮流的角度，我们才能更容易理解，王充对于其师班彪的思想，尤其是由《王命论》所代表的那种宿命论思想，为什么会如此感兴趣。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王充的宿命论思想，受过乃师班彪《王命论》的影响，[2]只不过更变本加厉而已。然而，当我们把他们的关系放在当时的时代潮流中去考察时，便会发现他们都只不过是当时时代潮流的产儿而已。也正是当时的悲观主义的时代潮流，促使王充去接受和发展班彪的宿命论思想。
同时，王充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不仅仅是当时的悲观主义时代潮流的产物，而且也是对于悲观主义的时代潮流的一个理论阐释和全面总结。换句话说，尽管悲观主义人生观早在汉初，甚至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但是对于它的理论阐述和全面总结，却是由王充来完成的。而王充的这种理论阐述和全面总结，又开了后来六朝时期那种讨论命运的风气的先河。正是在这种承先启后及集大成的意义上，王充对于悲观主义人生观的理论阐述和全面总结，才是值得重视并具有历史意义的。尤其是考虑到在整个汉魏六朝时期，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对于当时文化的深刻影响，考虑到作为人类诸种人生哲学之一，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在人类精神史上所具有的永恒性，则王充这番理论阐述和全面总结的意义，便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https://www.daowen.com)
而且，正是在这一背景上，我们可以理解王充为什么要批判天人感应论。如像有的学者那样，认为王充的宿命论思想与他所抵制的天人感应论都有唯心色彩，要去寻求二者间的对立，那将是徒劳无功的；二者之间的对立，不在于唯心还是唯物，而在于对待人生的态度是乐观还是悲观。天人感应论不仅以人对自然的愚昧为前提，也以人对社会的愚昧为前提。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先秦时期流行的那种乐观主义人生观的哲学基础。因为只有通过“天人感应”，才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才能使公正的天意得到实现。王充持有悲观主义人生观，认为善不一定有善报，恶也不一定有恶报，人间也没有什么由天主持的公正，一切都是宿命的和偶然的，那么他必然要否定作为乐观主义人生观之哲学基础的天人感应论。而且，只有否定了天人感应论，才能最终否定乐观主义人生观，提倡他的悲观主义人生观。由此我们推测，王充之所以写九虚三增等批判天人感应论的文章，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清算原始思维的残迹，同时似乎也是为了扫荡乐观主义人生观的哲学基础，为确定悲观主义人生观铺平道路。第一编第三章《<论衡>篇目排列内在联系考》曾指出：“《论衡》篇目乃是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列的”，九虚三增等批判天人感应论的一组文章，紧接在阐述悲观主义人生观的一组文章之后，现在看来就有了新的意义了。也许王充在阐述了悲观主义人生观之后，感到有必要推翻作为乐观主义人生观之哲学基础的天人感应论，所以紧接着写了九虚三增等批判天人感应论的一组文章吧。至少在其兴趣点转移的过程中，这一联系也许也起了某种作用。《福虚篇》和《祸虚篇》的宗旨，更证明了两组文章之间的联系。当然，一俟王充开始转向批判天人感应论，他自然会顺着新的思路展开论述，以致其内容离第一组文章越来越远，宛如完全没有关系的样子，那也是写作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吧。这么说来，在批判天人感应论与阐述宿命论思想之间，也就不存在什么矛盾了吧，更谈不上前者是优点而后者是缺点了吧。也许正好恰恰相反，王充的悲观主义人生观，还为他的批判天人感应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原动力呢!
同时，反过来也可以看到，王充的悲观主义人生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他的反对天人感应论服务的。如他用“禄命”等宿命论思想证明祭祀的无用，《解除篇》云：“案天下人民，夭寿贵贱，皆有禄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为福，福不由祭祀。”他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思想，来证明禁忌的无用，《辨祟篇》云：“故《书》列七卜，《易》载八卦，从之未必有福，违之未必有祸。然而祸福之至，时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悬于天，吉凶存于时。命穷，操行善，天不能续；命长，操行恶，天不能夺……世间不行道德，莫过桀、纣；妄行不轨，莫过幽、厉。桀、纣不早死，幽、厉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获喜，不在择日避时；涉患丽祸，不在触岁犯月，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苟有时日，诚有祸祟，圣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说?”“人之于世，祸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安居无为，祸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也。”他用“命”的禀受的必然性与实现的偶然性，来否定“厌胜感动”之类东西，《偶会篇》说：“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非有他气旁物厌胜感动使之然也。”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批判天人感应论时，王充的宿命论思想乃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总而言之，对于王充的以“宿命论”思想为核心的悲观主义人生观，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以及其出现的意义，而不能笼而统之地一笔抹杀。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超越它，而迈向更为成熟的人生哲学。
【注释】
[1]参见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2012年。
[2]如张宗祥云：“仲任学于班叔皮，叔皮有《王命论》，仲任言命，往往合于师训。”“《吉验篇》用意极似班彪《王命论》。”“至若言贵贱，则归之命时；谈贫富，则属之幸偶；此则班氏《王命》之旨，受师门之遗训。”(见其《论衡校注》，第600页，第603页，序言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