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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充根据贤与不贤来评价人物时，他又提出了第九种立说基准，即尚善心的立说基准。按照这种立说基准，只有“善心”才是“贤”的，其他一切技能、才能都不能算贤，文章当然也不能算。王充之所以提出这种立说基准，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善心”的贤人，而其他人则在他看来都不是。

《定贤篇》是《论衡》中讨论知贤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出了尚善心的立说基准。在《定贤篇》中，王充枚举了二十条世人所谓的识别贤人的标准，然后一一加以驳斥。这二十条标准是：(1)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贵为贤；(2)以事君调合寡过为贤；(3)以朝廷选举皆归善为贤；(4)以善人所称恶人所毁可以知贤；(5)以人众所归附宾客云合者为贤；(6)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咏之为贤；(7)以居职有成功见效为贤；(8)以孝于父弟于兄为贤；(9)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惧《白圭》者为贤；(10)以委国去位弃富贵就贫贱为贤；(11)以避世离俗清身洁行为贤；(12)以恬憺无欲志不在于仕苟欲全身养性为贤；(13)以举义千里师将朋友无废礼为贤；(14)以经明带徒聚众为贤；(15)以通览古今秘隐传记无所不记为贤；(16)以权诈卓谲能将兵御众为贤；(17)以辩于口言甘辞巧为贤；(18)以敏于笔文墨雨集为贤；(19)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20)以清节自守不降志辱身为贤。这二十条标准，几乎囊括了当时人心目中所有的“成功”情况，但却被王充全部否定了，并提出了他自己的知贤标准：“然而必欲知之，观善心也。夫贤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举是。何以观心?必以言。有善心，则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则有善行矣!”也就是说，世俗的二十条标准所侧重的都是智力、才能、地位、手腕等外在因素，而王充的“善心”标准所侧重的则是内心因素。(https://www.daowen.com)

正是从这种是否有善心的立说基准出发，王充对辞赋和史传等文体作了否定性的评价。《定贤篇》说：“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杨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这个评价中所包含的功利思想，我们在讨论第五种立说基准时已经涉及；在此所要注意的，是王充作出这个评价的前提。因为只有“善心”才是“贤”的，所以作为技能之一的辞赋当然不能不被否定了，这就是王充这条评论的出发点。《定贤篇》又说：“以通览古今、秘隐传记无所不记为贤乎?是则儒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学不舍，若专成之苗裔，有世祖遗文，得成其篇业，观览讽诵。若典官文书，若太史公及刘子政之徒，有主领书记之职，则有博览通达之名矣。”这个评价的前提，同样是认为只有“善心”才是“贤”的，所以，作为技能之一的博览当然不能不被否定了。

按第五、第六种立说基准，即重实文轻华文和重浅显易懂轻深覆典雅的立说基准，辞赋之文是不值得肯定的，在此的评价也与彼相同。不过，如按第一、第七、第八种立说基准，即尚文、厚今薄古和重歌功颂德的立说基准，辞赋也曾受到肯定评价。不仅辞赋是如此，史传之文和史传作家也是如此。如按第一、第二、第五、第七、第八种立说基准，即尚文、重著作轻说经、重实文轻华文、厚今薄古、重歌功颂德的立说基准，它们都是应该受到肯定评价的，但在此却也作为一种和“善心”无关的才能而受到了否定的评价。似乎可以这么说，《定贤篇》中对于司马相如赋、扬雄赋，以及刘向、司马迁文章的否定，并不是将它们与其他文章比较后作出的评价，而是将它们与有“善心”之人比较后作出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对于评论文章来说，自然是不公平不合适的。因此，当我们在引用这里的文论时，有必要注意作为其前提的立说基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