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当王充根据是否歌功颂德来评价文章时，他又提出了第八种立说基准，即重歌功颂德的立说基准。按照这种立说基准，凡是歌功颂德的都是值得肯定的，不歌功颂德的则是不值得肯定的。王充之所以提出这种立说基准，是因为《论衡》中有一组歌功颂德之文，而王充在写那些文章时也比较热衷于歌功颂德(至于王充为什么写颂汉诸篇，则请参第一编第四章《<论衡>颂汉诸篇写作动因考》)。

根据这种立说基准，王充把歌功颂德视作文人应尽的职责，《须颂篇》说：“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龙无云雨，不能参天；鸿笔之人，国之云雨也。载国德于传书之上，宣昭名于万世之后，厥高非徒参天也……国之功德，崇于城墙；文人之笔，劲于筑蹈。圣主德盛功立，若不褒颂纪载，奚得传驰流去无疆乎!”前代的歌功颂德之人和之作因此而受到了王充的肯定：“孔子，鸿笔之人也。”“是故《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王充又认为歌颂汉代是汉文人应尽的职责：“如千世之后，读经书不见汉美，后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经之臣，纪主令功，记于竹帛；颂上令德，刻于鼎铭。文人涉世，以此自勉。”王充对汉代的文章史作了回顾，肯定了那些能起这种作用的文章：“高祖以来，著书非不讲论汉：司马长卿为《封禅书》，文约不具，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杨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在此，王充把司马迁、扬雄、陈平仲等人的历史著作的主旨，都归结为歌功颂德，并且理出了汉代文章的一条歌功颂德的主线。在这条主线的各个环节中，王充特别称赞班固等人的颂汉之文：“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王充甚至把它们提高到了《诗经》里的颂的地位：“又诗颂国名《周颂》，与杜抚、班固所上《汉颂》相依类也。”王充又认为歌颂章帝的任务已理所当然地落到了自己身上，自己是汉代歌功颂德之文传统的最近继承者：“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并肯定了自己的颂汉诸篇，《佚文篇》说：“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同样根据这种立说基准，那些不能起歌功颂德作用的文人便受到了王充的批评。《佚文篇》认为，先秦诸子书由于没有起这种作用，所以不值得肯定：“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所以它们连自己的《论衡》也及不上。汉代的许多文人由于没能起到这种作用，所以也受到了王充的批评，《须颂篇》说：“方今天下太平矣，颂诗乐声，可以作未?传者不知也，故曰拘儒。”“知圣主不能颂，是则喑者不能言是非也。”“汉德不及六代，论者不德之故也。”“国德溢炽，莫有宣褒，使圣国大汉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实论也。”汉代的不能起这种作用的文章，也因此而受到了王充的批评：“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诸子并作，皆论他事，无褒颂之言。”按照是否能或是否肯歌功颂德，连文人也被分成了三等：“人有高行，或誉得其实，或欲称之不能言，或谓不善不肯陈，断此三者，孰者为贤?”在王充看来，当然是前者为贤，中者次之，后者最劣。(https://www.daowen.com)

基于这种立说基准所作的评价，与基于其他立说基准所作的评价之间也有矛盾之处。如诸子之文，如按第一、第四种立说基准，即尚文和重诸子轻经传的立说基准，都应该得到肯定的评价，但在此却因为不歌功颂德而得到了较低的评价。又如汉代诸子，按第七种立说基准，即厚今薄古的立说基准，是可以和前贤媲美的，但在此也因没有歌功颂德而受到了较低评价。又如史传之文，按第三种立说基准，即重造论著说之文轻其他各类之文的立说基准，其地位是在诸子之文之下的，但在此却以其能歌功颂德而得到了比诸子更高的评价。又如汉代文人，按第七种立说基准，即厚今薄古的立说基准，因为是当代文人，所以受到了充分肯定，但在此却因没有歌功颂德而受到指责。又如赋颂，按第五、第六种立说基准，即重实文轻华文和重浅显易懂轻深覆典雅的立说基准，因是华文和深覆典雅之文而受到了贬低，但在此却因其能歌功颂德而受到了肯定，并被提高到了《诗经》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