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当王充根据时代先后来评价文章时，他又提出了第七种立说基准，即厚今薄古的立说基准。按照这种立说基准，所有现代的文章都是值得肯定的，而所有古代的文章都是不宜过于肯定的。王充之所以提出这种立说基准，既是因为他具有厚今薄古的历史观，也是因为他自己的著作就是现代的文章。

根据这种立说基准，如将汉代之文与先秦之文相比，则汉代之文被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在《齐世篇》中，王充肯定了扬雄的《太玄》和《法言》：“杨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张伯松不肯壹观。与之并肩，故贱其言。使子云在伯松前，伯松以为金匮矣!”张伯松因为扬雄的《太玄》、《法言》是今人著作而“贱其言”，王充则正因其是今人著作而批评了张伯松的做法。在《宣汉篇》中，王充肯定了尚未问世的《汉书》：“唐虞夏殷，同载在二尺四寸，儒者抽读，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亦观猎不见渔，游齐楚不愿宋鲁也。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儒者宗之，学者习之，将袭旧六为七，今上上至高祖皆为圣帝矣!”王充当时还不知道其时班固正在作《汉书》，故还是用了假设语气，但如真有《汉书》，则王充亦定会因其是今人著作而给予肯定的。在《宣汉篇》中，王充肯定了杜抚、班固等人的《汉颂》：“观杜抚、班固等所上《汉颂》，颂功德符瑞，汪深广，滂沛无量，逾唐虞，入皇域，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虽说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说汉德超逾前代，但也是王充这种厚今薄古立说基准的表现之一。因为正是由于杜抚和班固诸人的颂文是汉代作品，所以才受到王充的肯定的。(https://www.daowen.com)

按照这种立说基准，如将东汉之文与西汉之文相比，则东汉之文又被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在《案书篇》中，王充肯定了他的同时代人和同乡人的一些著作，认为连扬雄和刘向也不能超过他们：“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咸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杨子云不能过也。”伯奇是东番邹伯奇，太伯是临淮袁太伯，文术是临淮袁文术，君高是会稽吴君高，长生是会稽周长生，都是王充的同时代人或同乡人，因而受到了王充的高度肯定。在《案书篇》中，王充还肯定了另一批当代文人的赋颂记奏：“广陵陈子廻、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史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因为他们都是当代文人，因而受到了王充的肯定，认为他们不亚于先秦和西汉的一些著名文人。由此可见，尽管王充在《案书篇》中也主张“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但当他想要主张厚今薄古的文论时，他就顾不上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了。

按王充的第三种立说基准，即重造论著说之文轻其他各类之文的立说基准，史传是归入二等的，按第九种立说基准，即尚善心的立说基准，史传之文也不被认为有什么了不起；但在这里，从厚今薄古的立说基准出发，王充可以把《汉书》一类作品推崇到经典的地位。袁太伯的《易章句》这样的说经之文，按第二种立说基准，即重著作轻说经的立说基准，是应该受到贬低的；但在这里，却因是当代人著作而受到了充分肯定。按照王充的第五、第六、第九种立说基准，即重实文轻华文、重浅显易懂轻深覆典雅和尚善心的立说基准，赋颂之文是应该受到贬低的；但在这里却由于是当代人的文章，而受到了“文辞斐炳”的称颂，被比为像“屈原、贾生”，并被预言百世之后“必显”。